德川吉宗出自御三家中的纪伊德川家,笔者想聊

原标题:幕府时代的武士们竟靠自家菜园填饱肚子?

统治体制——幕藩制

德川封建集权国家,全国人民被置于将军和各领地大名的支配下。江户幕府拥有收入占全国农民上缴租米四分之一的直辖领地,以其中一部分领地分封给直屑它的家臣武士旗本及御家人,称为给知,其余归将军一族掌握。除将军直辖领地外,约70%的土地分封给全国270个大名,大名各拥有万石到120万石的领地。他们将领地上的年贡分给自己的陪臣,陪臣又授与家来以俸米。大名受将军控制,对幕府负担政治、经济及军事的义务,但他们在自己领地上是最高的专制君主,拥有财政、军事、司法和行政的权力。图片 1政治机构 幕府的政治机构最初沿袭德川家康在三河地方时一个小领主衙署的规模,体制简单。二代将军德川秀忠时起,随着生产与统一事业的进展,任用儒官林罗山,整顿幕府官制。将军下设大老、老中、若年寄等职。大老是特任执政官,非常职,由谱代大名中选任。老中或称年寄,是常任执政官,相当于内阁,名额4至6人,按月轮值主持大政,即负责掌管皇室、公卿、大名、寺社和外交事务,由谱代大名选任。若年寄和老中共参幕政,分掌旗本、御家人及江户市政,名额5至6人,也由谱代大名选任。老中下设三奉行,即寺社奉行、江户町奉行、勘定奉行。寺社奉行四人,掌管寺院神社及寺社领地的行政、司法,处理关东8国以外幕领的诉讼。江户町奉行2人,分掌江户南北两区的行政、司法。勘定奉行4至5人,管辖幕领内郡代和代官及一般行政、财政。三奉行分别由谱代大名及旗本选任。以上各高官都轮流执政,重要事件协商处理,以防一部分人篡夺中央权力。 监察机关有老中下属的大目付(监视大名及幕府高官),若年寄所属的目付(监视旗本以下幕府官吏武士,兼管江户城内警政的官职)等。超越两奉行以上职权的重大案件由老中、三奉行、大目付等组成的评定所(幕府的最高司法机关)协议审处。 京都及幕领各地方的行政,由幕府任命。其中以京都所司代权职最重,它担任幕府对皇室、公卿及西部各藩大名的监督和当地的司法、行政。二条城、骏府及大阪三要地各设城代,任军事警卫,大名城主外出则代行政务。京都、大阪两地还设置町奉行。其他幕府直辖要地设置奉行或郡代、代官等,处理行政及司法。 各藩大名以领地贡租的一半作为藩政的财源,其余充作家臣武士的俸米。藩主为实行集权,利用农民对地方武士的反抗斗争,逐步收缴封地,使原来掌管封地的家臣武士集居城下町,限制其直接支配封地,以实物俸禄制代替封地制。藩的政治组织略如幕府。总理藩政的重臣称家老(相当幕府的老中,世袭职,一藩有数人或10余人),也采取轮值协议执政的制度。家老下设郡、町、寺社等奉行。郡奉行专管农村司法行政,町奉行掌市镇的司法行政,勘定奉行管理藩的财政。此外并设相当评定所的审判机关——大目付、目付及其他奉行等职。藩主身旁设有用人若干名,掌管庶务、会计。

家世渊源

德川吉宗有着哪些为政举措?德川吉宗有着怎样的政绩

猎历史网 - www.373cn.com/2019-03-26/ 分类:历史名人/阅读: 政治 官僚体制 德川吉宗就任将军后,重视老中、若年寄和三个奉行这样一种历来幕府领导体制上的行政机关,而没有靠左右心腹执政。然而这也绝非重演德川纲吉以前的那种与谱代大名联合政权式的幕府政治。德川吉宗以老中们这些官僚为辅佐,一切由自己独裁。历来 ...

德川吉宗就任将军后,重视老中、若年寄和三个奉行这样一种历来幕府领导体制上的行政机关,而没有靠左右心腹执政。然而这也绝非重演德川纲吉以前的那种与谱代大名联合政权式的幕府政治。德川吉宗以老中们这些官僚为辅佐,一切由自己独裁。历来的领导机制都是由老中会议决定政策后实行,日常政务由按月值班的老中承担,但德川吉宗却将老中之一定为“财政官”,授予财政大权。至于“勘定奉行”则将其分为司法官与财政官,重点置于财政官上,并由他指挥全国“代官”。而起对代官还进行大批调换,各“代官”办事机构中的官吏也进行了更新。这是沿着德川纲吉的改革又前进了一步。

另外,对主要负责民政关系的勘定奉行办事机构中的官吏与代官等,江户幕府则按其职位决定俸禄多少,称为“足高制”。不问家族关系擢拔人才,并实行按职位所应得规定家禄的制度。如勘定奉行按规定须由家禄3000石者担任, 1000石的旗本担任勘定奉行时,可得差额补贴2000石。

江户时代中期以来,从江户到各藩,武备松懈,机构臃肿膨胀,官绅勾结。针对这种状况,德川吉宗恢复了德川纲吉时代禁止的鹰狩,并加强了幕府军队训练的强度,在关东平原和富士山区进行了几次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和以军事训练为目的的狩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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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保三年正月,在上野参诣的德川吉宗于归途中接到町人的直接上诉。目付当即把他捆了起来,但是德川吉宗责备了目付,并受理了他的上诉。

德川吉宗对直接上诉的态度就是如此宽容大度,但是他不仅认为接受直接上诉是一种美德,更应该形成一种制度。于是在评定所设置“目安箱”听取百姓的心声。有不平者以书信形式,写上住所 氏名,提出诉讼。“目安箱”被坚固的封存,只有将军有资格打开。据说一开始旗本、御家人也可以投书上诉,后来“目安箱”竟后来演变成他们争权夺利、互相攻讦排斥的场所。德川吉宗一怒之下,取消了他们的直诉资格。由于目安箱而产生的政策,有“小石川养生所”的设立、“江户町火消”的创设等等。

德川幕藩体制,其基础正是建立在农业的封建制度之上。农民每日流血流汗,勤苦艰辛地在田地工作,并向领主交纳税;领主只要体恤农民,就能维系这系统的稳定运转,进而维护社会的泰平。对于力求该系统的持续性的领主来说,那些现实中参与剩余产品的市场流通并从中获利的商人,实在值得警惕。原因在于,不定向的货币经济的发展使农民卷进其中而大量破产,间或有少数农民因之获得巨额利润而疏忽辛勤劳动的必要。并且,作为统治阶级的武士也似乎对权力和财富两极分化感到无法容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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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领主的政策必然从重视农业压抑商业的“贵谷贱金”向“贵谷贱商”方向转化。德川吉宗政策虽然同样是以“贵谷贱金”为基调,不过也表现出与以前的幕政不同的姿态。即只供给已加入官方认可的同业者团体“仲间”的商人22种被限定的商品。江户幕府打算通过政府许可的办法,把商业流通活动置于幕府的统辖之下。

为了抵制本百姓破产事件的大量发生,宽永二十年,江户幕府颁发了“田畑永代买卖禁令仍然以“质流”的形式秘密交易流通。农民因为贫困,不得不将土地典当给豪农富商,但是过期无力赎回,于是土地归对方所有。这是一种变相的土地买卖。土地集中于少数豪农之手,以“本百姓维持”为基调的幕藩体制受到了很大的动摇。

为了对应这样的情况,享保六年,德川吉宗颁发了“田畑质流禁止令”,禁止今后一切土地的质流;同时,已经被典当抵押的土地,以无利息,毎年偿还原本15%的形式还清。但事实上,因为典当而失去土地的贫穷农民只会变的越发贫苦,这样,对这些农民来说每年交纳反济款几乎是不可能的事,该法令并不能根本上解决土地问题。在越后頚城郡出羽村山郡,获知“质流禁止令”发布的农民开展了要求质地返还的强诉和暴动。由于这个缘故,在命令发布仅仅两年后,幕府不得不再次承认质流。 并且,在德川吉宗离开将军职位的前一年即1744年,“田畑永代卖买禁”得以缓和,处罚条例也被减轻放宽了。

伴随着全国的大规模经济活动商品流通的发展,私人间的金钱纠纷案件也与日俱增。江户幕府于宽文元年发布了第一个“相对济令”。这条法令摒弃了金钱纠纷案件投诉公堂的权利,而是转为在当事者间谋求解决。这个律令虽不否认债权,但也陷町人于政治无权地位。这为武士赖债开辟了方便之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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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保四年,江户幕府发布了第二个“相对济令”。里面提到“旗本、御家人理当救济,今命札差放弃贷金”。不过,这么做的理由除了关联金钱的诉讼公事激增以外,还有裁判的迟滞拖延,解决不及时等原因。江户町奉行所前一年即享保三年受理的诉讼约有36000件,其中9成以上就是关于金公事的。

德川吉宗采取非常措施,命令大名献米,每一万石献米百石,称为“上米制”;作为补偿,缩短大名住在江户的时间,由一年改为半年。根据这项法令,享保七年,江户幕府每年增加收入18万7000石。另外,与参勤交代时间减半同时,划定承担江户火灾灭火的义务的“诸侯消火”令被废止了,取而代之的是“町消火”。德川吉宗在命令中甚至说,他是“不顾羞耻”地下这个命令的。因为从来都是幕府赏赐大名,现在反过来幕府要求助于大名了;而且以缩短参觐交代的在府时间作为代价,而参觐交代是维护幕藩体制的重要手段,幕府从来都是严格实行的,现在也不得不进行修改,可见财政问题之严重。“上米制”延续了10年,到享保十五年取消,参觐在府时间仍恢复一年,说明经过十年后幕府的财政已经好转。

历来粮食征收实行“检见法”,有特定官员评估当年收成丰欠情况来指定税率的高下。但这就出现这些官员随意增加地方的税率这样不公平的事。比如,特派官员来村庄评审时受到较好接待的话,年贡负担就会得到减轻,这在当时几成惯例。所以决定指定统一固定的税率,杜绝上述腐败事件发生,这也保证了幕府稳定的年贡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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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保七年,江户幕府树立起布告牌,呼吁富商与幕府合作,开发新田。虽说新田开发已逼近极限,但本次通过对下总的饭沼新田,越后的紫云潟新田,武藏野新田等的开发,仍然使幕领的领知高从400万石增加到450万石。

享保二十一年德川吉宗下令铸造“元文小判”,把金的含有率下降,意图是以增加社会上的货币量来促进通货,抬高米价。这个政策很有效,市场也逐渐变的景气起来,“元文小判”此后流通80年。自古以来,就有政府将货币金含有率降低,以期获取货币价值和实际价值间的差额作为自己的收益的行为。“元文小判”的铸造与之前的情况是完全不同的。

在当时幕府实行严格的锁国体制之下,日本只保留长崎一口与外界联系,这无疑缩小了日本吸收西方文化的渠道。直到享保五年德川吉宗颁布“洋书解禁令”,兰学勃兴一时,这种局面才有根本的改观。在那时,日本进口由中国是被严厉禁止的,仅有部分与基督教无关的书籍,因禁令放缓,被限定准许进口。元文五年,德川吉宗指令幕臣青木昆阳、野吕元丈学习荷兰语,以便更加深人学习西方文化。青木昆阳编写了《和兰话译》、《和兰文译》、《和兰货币考》、《和兰文字略考》等着作,野吕元丈也着写了《阿兰陀本草和解》、《阿兰陀禽兽虫鱼图和解》等,此外他还命建部贤弘于享保四年绘制了《日本总绘图》,对正保、元禄时期的地图进行了大规模的修正。这些都大大促进了当时日本实学的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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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德川吉宗在位时期,荷兰商馆长来到江户拜见幕府将军,德川吉宗打破以前的惯例没有在自己与荷兰人之间悬挂竹帘。据说同时,他还对欧洲的医学、天文、地理、船舶、钟表、动物等都表现了强烈的兴趣。

德川吉宗继任将军后,采取振兴文教,奖励朱子学,宣扬封建伦理道德的政策。德川吉宗时再开圣堂讲解朱子学,并翻译出版《六谕衍义》,作为民间的教养读本,以劝善惩恶。

德川吉宗上台后废除赏赐虚礼,压缩行政开支。享保改革时限制修建寺院,简化佛事,历代将军陵庙也减少费用,并不再新建将军陵庙;发布节俭令,不仅对大名、旗本、武士,而且涉及一般市民、农民,从衣食住行各方面都加以限制;发布“初物”禁止令,规定36种奢侈品、高价品或新商品不许制造;匡正不良风气,严禁情死,情死而未死者罚为罪人;禁止私娼、艺妓、混浴;禁止赌博、破戒僧;禁止色情书刊和色情戏剧。改革同时规定了可进入武士家内查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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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町人的财富日益增长,而武士阶级则越来越贫困。武士不得不向町人借债,由此经常发生债务纠纷,而这有损于领主的体面。因此,救济武士,打击町人,成为德川幕府中后期的重大经济问题之一。德川吉宗发布新令,停止“金银出入之公事”,规定凡是有关金银债务的诉讼,幕府一律不过问,而由当事人协商解决。这虽不否定债权,但町人在政治上处于无权地位,当事人协商显然不利于町人。这个法令为武士赖债开辟了方便之门。享保九年建立株仲间,统一规定利率,最高不得超过15%。

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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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组织

幕府军队由幕领的诸藩所属武士组成,封建国家本来就是一种军事组织,军政统一。如上所述,幕府授各藩大名以领地,大名则须按领地收入额,负担相应的军役,这是封建政治的根本原则。统治阶级官职不分文武,幕府首脑和诸藩大名战时就是中央和地方的军队统帅,老中和若年寄同时也是军队的总副参谋长。常备军称番方,又称三番组,即大番组、书院番组和小姓番组,由旗本及其子弟编成。 大番12组,警卫江户城、京都二条城及大阪城等,战时任先锋,由老中统领;书院番10组,警卫幕府,巡逻地方,侍卫将军,战时作战;小姓番8组,宿值府内,巡逻全市,平战两时护卫将军,与书院番都由若年寄统率。 番方警卫军编制;每组设番头1人、组头1人、番士50人。另有称谓同心、与力的下级武士30人。 御家人编成徒士组、步枪百人组等约30组,任务与三番组略同。幕府根据俸禄的高低,规定旗本的兵役义务;宽永年间(公元1624年一公元1643年)每收入500石出兵役13名,当时旗本的采邑共260万石,应出兵员约67600名。加上御家人(担任各番组的与力、同心等职的)约17000余名,已超过所谓旗本八万骑之数。按规定,一个收租10万石的大名应负担兵役2155名,所以任何势力联合不了40个这样的大名,是无法对抗幕府的兵力的。而且幕府的总兵力还应加上谱代大名的武装力量,因此它的强大远远凌驾于各藩之上。

德川吉宗出自御三家中的纪伊德川家,是初代将军德川家康第十子德川赖宣的孙子。“御三家”是第二代将军德川秀忠时制定的德川家独特的宗法,指的是德川家族在尾张、纪伊和水户这三个地方的分支。他们的祖先分别是:德川家康第九子德川义直(尾张)、第十子德川赖宣(纪伊)和第十一子德川赖房(水户)。这三支被认为是跟宗家,即德川秀忠这一支最亲近的。地位上尾张德川是三家之首,其次是纪伊和水户。

官僚体制

在日本历史上,武士占据着绝对重要的角色,自保元之乱和平治之乱后,日本进入“武者之世”,直至明治维新的几百年时间里,政权一直掌握在武士的手中。不过,虽然武士阶层退出了历史的舞台,但已影响到日本后世的方方面面,至今提到武士仍是日本人津津乐道的话题,对武士的研究更是深入细致,除了权利斗争等之外,连吃穿住行也包罗在内。在此,笔者想聊聊武士之中等级相对较高的旗本与下级武士的日常饮食。所谓旗本,简单来说是江户时代德川将军直属的家臣团中的一个武士等级,定居江户,主要在幕府工作,护城护将军。另外,旗本中领地石高特别高的称为“大身旗本”,他们的饮食生活与大名相接近,不在本文探讨范围之内。

武家统制

幕府形式上尊奉皇室,装成将军是由天皇册封、幕政是由朝廷委托的假象。实际上把天皇当作傀儡,利用它来对付诸藩,凡反幕者就可作为朝敌来镇压。幕府给皇室和全国寺院神社的租米只分别占全国公定土地年产量的0.5%和1.2%,皇室岁入仅3万石(实际相当米8千石,银302贯多),全部公卿贵族的收入总共不到15万石,整个朝廷连同其他收入仅40至50万石,远不及一个大诸侯。皇室既靠幕府供养,只能事事听命幕府,讨好将军,有如《本朝通鉴》所说:朝廷赖武家而愈尊,武家仰朝廷而愈隆。图片 9

贞享元年十月二十一日(1684年11月27日),天空中发生了日食。就在这特别的一天,德川吉宗出生于和歌山城(わかやまじょう)若山吹上屋敷,幼名源六。他是纪州藩第二代藩主德川权大纳言德川光贞的第四子,母亲是巨势利清之女浄円院(纹之方)。因为德川光贞的第二子早死,所以也有说德川吉宗是老三的。一些文艺作品和应该是出自野史的说法,德川吉宗是跟私生子差不多的。但是德川光贞在德川吉宗很小的时候就与他相认了。因为母亲的身份低微,德川吉宗自幼和母亲分离。

德川吉宗就任将军后,重视老中、若年寄和三个奉行这样一种历来幕府领导体制上的行政机关,而没有靠左右心腹执政。然而这也绝非重演德川纲吉以前的那种与谱代大名联合政权式的幕府政治。德川吉宗以老中们这些官僚为辅佐,一切由自己独裁。历来的领导机制都是由老中会议决定政策后实行,日常政务由按月值班的老中承担,但德川吉宗却将老中之一定为“财政官”,授予财政大权。至于“勘定奉行”则将其分为司法官与财政官,重点置于财政官上,并由他指挥全国“代官”。而起对代官还进行大批调换,各“代官”办事机构中的官吏也进行了更新。这是沿着德川纲吉的改革又前进了一步。

旗本的早餐:两菜一汤

德川吉宗生活在比较开放的环境之中,时常到野外、乡村游玩,也体验过乡间生活,因而对劳动人民的生活和疾苦比较了解。这样与众不同的身世和经历造就了德川吉宗活泼好动的性格,也造就了他日后独特的作风和眼光。

另外,对主要负责民政关系的勘定奉行办事机构中的官吏与代官等,江户幕府则按其职位决定俸禄多少,称为“足高制”。不问家族关系擢拔人才,并实行按职位所应得规定家禄的制度。如勘定奉行按规定须由家禄3000石者担任, 1000石的旗本担任勘定奉行时,可得差额补贴2000石。

据说任德川幕府第三代将军德川家光的御伽众(陪将军闲聊的一种闲职,钱多事少)的大名们每日带便当登上江户城,到饭点时就在城中名为萩之间的房间吃饭。某天,一名御伽众带的便当中有鲑鱼块,引得其他御伽众羡慕不已。先不去考究此事的真假,但此事反映了江户初期武士的饮食其实相当简朴,将军、大名尚且如此,一般武士的饮食生活更是单调朴素。而且,在这一时期,武士也好,平民也好,一直延续着战国时代的习惯,每日进食两餐,即早餐和晚餐。习惯了一日三餐的现代人可能会表示同情:古人经常饿得难受吧。其实不然,当时一个成人一日领取的粮食有5合(1合约等于0.18升),比现代人的饭量大,一餐吃下较多米饭的话,应该不会感到饥饿。根据记录,武士们的早餐在上午8时左右,晚饭在下午2时左右。早餐与现代人无异,晚餐则提前许多,很多现代人在这个点也只是吃了中餐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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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鹰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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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民藩主

江户时代中期以来,从江户到各藩,武备松懈,机构臃肿膨胀,官绅勾结。针对这种状况,德川吉宗恢复了德川纲吉时代禁止的鹰狩(这当中当然有其个人喜好),并加强了幕府军队训练的强度,在关东平原和富士山区进行了几次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和以军事训练为目的的狩猎。

■ 引得御伽众羡慕不已的鲑鱼块。

元禄八年(1695年),德川吉宗十岁时,改名新之助。元禄九年(1696年),12岁的德川吉宗跟随父亲德川光贞和次兄德川赖职前往江户朝见将军。当时的将军是第五代将军德川纲吉,德川纲吉很喜欢聪明活泼的德川吉宗。同年12月11日,德川吉宗在江户赤坂的纪州公馆中元服,起名松平赖方。因为不是长子,他只能姓松平。德川纲吉封他为从四位下左近卫权少将,次年又赐他越前丹生3万石。虽然德川吉宗母亲出身卑微,但是父亲和将军似乎都没有因此嫌弃德川吉宗。这使得德川吉宗从来没有因为自卑出身而故意讲排场、摆阔气,相反他在日后一直过着俭朴的生活。从另一方面讲,虽然不排除将军有拉拢纪伊的成分,却也说明少年的新之助已经表现出不凡的气质。德川光贞一行在江户住了一年多。元禄十一年(1698年)回到纪伊藩后,德川光贞隐居,长子德川纲教继任家督和藩主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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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元禄时代(1688~1704)之后,随着作为照明用途的菜籽油的普及和城市经济的发展繁荣,普通武士的饮食生活一下子变得丰富起来。首先,两餐变为三餐;其次,菜品内容也丰富起来;最后,主食从糙米改为精制白米,吃上了以前看来非常珍贵的应季食物。说起白米,将军和大名等上层武士早在宽文年间(1661~1673)已开始食用,据说第五代将军德川纲吉光喜吃白米饭,最后患上了脚气病。另外,元禄年间还有一个突出的特色,越来越多的武士在外下馆子解决吃饭问题。专门的饭馆和外卖店最先出现在京都和大阪,这个风潮逐渐扩散到江户,之后,这些为武士和普通市民提供便利的餐馆越开越多,到了江户末期的文化文政年间(1804~1830),单是江户城就达到6000家左右。

宝永二年(1705年),德川吉宗的长兄德川纲教突然生了一场大病。当时,德川纲教并没有子嗣。德川纲教三弟德川赖职便以纲教养嗣子的身分。同年五月,纲教去世,享年四十岁。德川赖职继承藩主之位,成为纪伊藩第四代藩主。德川纲教死后不到三个月,失去爱子的德川光贞也逝世了,享年八十岁。一个月后,年轻的赖职逝世,享年才二十六岁。一年之内,吉宗之父与两个兄长俱逝世。所以十月六日(11月12日),21岁的德川吉宗成为纪伊德川家督,并得到将军德川纲吉赐偏讳,改名德川吉宗。宝永二年十二月(1706年1月),德川吉宗正式成为领有五十五万五千石的和歌山藩第五代藩主。同年,德川吉宗迎娶伏见宫贞致亲王的女儿真宫理子女王。

目安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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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保三年(1718年)正月,在上野参诣的德川吉宗于归途中接到町人的直接上诉。目付(监视家臣行动的官职)当即把他捆了起来,但是德川吉宗责备了目付,并受理了他的上诉。

■ 繁华热闹的江户街头。

成年的德川吉宗长得皮肤黝黑,强壮有力,身材高大,六尺有余。相传他曾经亲手降伏一头野猪,还有一次为追逐一只鹤一口气跑出两千米。健康的体魄是他的特征,也是他的资本。他总是勤于政事,却也总是精力充沛的样子,好像从不疲倦似的。但他绝非只是空有一身力气,和祖父德川赖宣、父亲光贞和兄长一样,他也爱好诗歌、围棋和艺术。

德川吉宗对直接上诉的态度就是如此宽容大度,但是他不仅认为接受直接上诉是一种美德,更应该形成一种制度。于是在评定所设置“目安箱”听取百姓的心声。有不平者以书信形式,写上住所 氏名,提出诉讼。“目安箱”被坚固的封存,只有将军有资格打开。据说一开始旗本、御家人也可以投书上诉,后来“目安箱”竟后来演变成他们争权夺利、互相攻讦排斥的场所。德川吉宗一怒之下,取消了他们的直诉资格。由于目安箱而产生的政策,有“小石川养生所”的设立、“江户町火消”的创设等等。

不过,随时为将军、大名战斗是武士的使命,这一点即使在和平时期也没有改变。将军和大名们担心过于富足的生活会使武士丧失应有的战斗力,于是经常下达节俭令,以振作武士之精神,不过有时是因为幕府或各藩财政紧逼才下达此令。宽文三年(1663)的节俭令规定:“旗本节日宴席规格以五菜两汤为宜。”宽文八年(1668)备前藩(今冈山县)的池田光政对家臣下达的节俭令更为严格,其中规定宴客时:“家老为三菜两汤,外加一下酒菜;千石以上三菜一汤外加一下酒菜;五百石以上为两菜一汤外加一下酒菜,此外,取消拼盘、后段(餐后甜点)”。其他藩也基本如此。请客时的菜单都如此简单,个人平时的饮食更加朴素,不过,视经济状况多少有些差异。

主持藩政

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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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川吉宗虽然在父兄相继离世后继承了纪州藩藩主之位,然而先辈们交给德川吉宗的却是一块烂摊子。先不用说纪伊藩早在德川赖宣时就向国库借的债仍没还清,历代招待将军和京都的公卿们所花费的公款,加上一场严重火灾后的重建费用,纪藩已经是负债累累了。不巧在宝永四年(1707年)南部海岸又连续发生海啸(史称“宝永大地震”),淹没了农庄。这些天灾人祸都考验着年轻的德川吉宗,但是他却处理得很好,在以民风强悍著称的纪州,灾害没有并引发大的动荡。首先他一开始就表现出对民众的关心,他时常下到町间村头探访百姓,有时甚至故意甩开家臣,自己去和百姓打交道。无论是带着家臣还是自己一个人下去视察,他都穿得和平民无异。

商业统制

■ 旗本的一餐。

为了节省开销,德川吉宗带头过着俭朴的生活。平日里他只穿普通的棉布衣服;每天只有两顿饭,以糙米和青菜为主,并坚持每餐三菜一汤。这个用餐习惯一直到他当将军了还是如此。除了缩减开支,他还积极修水利改善农田。德川吉宗当藩主时纪伊有两项有名的水利工程,一个是在宝永四年(1707年)大畑才藏修筑小井田堰,另一个是宝永七年(1710年)井泽弥惣兵卫建造水库“龟池”。这些水利设施直到现在都还在使用。德川吉宗和前代的藩主们一样,都很注重在领地内鼓励研究学问。

德川幕藩体制,其基础正是建立在农业的封建制度之上。农民每日流血流汗,勤苦艰辛地在田地工作,并向领主(大名、幕府等)交纳税;领主只要体恤农民,就能维系这系统的稳定运转,进而维护社会的泰平。对于力求该系统的持续性的领主来说,那些现实中参与剩余产品的市场流通并从中获利的商人,实在值得警惕。原因在于,不定向的货币经济的发展使农民卷进其中而大量破产,间或有少数农民因之获得巨额利润而疏忽辛勤劳动的必要。并且,作为统治阶级的武士也似乎对权力和财富两极分化感到无法容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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