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是戈尔巴乔夫改革标志性用语,社会——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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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 年初在戈尔巴乔夫规划下一步的改革步骤时,民族问题这个半路杀出来的程咬金挡住了去路。纳戈尔诺—卡拉巴赫问题以及随之而来的苏姆盖特市对亚美尼亚人的大屠杀、第比利斯事件、波罗的海三国的民族运动等接踵而至,这些民族冲突各有各的原因。但是,戈尔巴乔夫及苏共领导对许多突发的民族冲突事件处理失当,民族冲突的战火没有被熄灭,最后烧掉了苏联这个多民族联盟的大厦,也终结了戈尔巴乔夫的改革。

苏联的教训表明,在现代社会正确对待知识分子十分重要。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和大脑,任何社会制度没有他们的认可和大力支持都不可能长久。要让他们发挥应有的作用,就必须尊重他们的劳动,给他们提供宽松的环境,充分发挥他们的才智。

  

1985 年 3 月戈尔巴乔夫上台之时,苏联处于内外交困的境地。苏联民众对于年轻的戈尔巴乔夫寄予厚望,希望他能通过改革,让人民生活好起来,外部世界也强烈要求苏联改变政策。 1987 年 11 月,戈尔巴乔夫为向世人说明其改革,专门出版了理论性著作《改革与新思维》一书,在戈尔巴乔夫看来,要改变苏联自 20 年代末 30 年代初形成的过度集权的政治经济体制,为苏联社会主义注入新活力,“改革道路上最大的困难就在于我们在以往年代里形成的思维”。他要求大家必须克服自己头脑中的保守思想,用新的思维取代旧观念,可以说,“新思维”既是戈尔巴乔夫改革标志性用语,也是其改革的指导思想。

1988年年中出版了《别无选择》一书,把该书可以看成是改革力量的宣言。书中收录了阿法纳西耶夫、扎斯拉夫斯卡娅、萨哈罗夫、波波夫、谢柳宁等几十位知名学者的文章,历史学家巴特金在文章中指出,由于苏联社会颠倒了政治与经济的关系,政权机构变成了命运的主宰,“因此一开始就必须实现政治改革,也就是必须把政权从政府机构的手中拿过来归还社会,即改变现今的基础。这同时也意味着生产关系的改革,即现今的上层建筑的改革,也就是恢复它们(整个经营活动,还有一切其他活动,精神和实践活动、科学和技术活动,医学医疗活动,教育活动等)应有的独立性、第一性、基础性”。经济学家扎斯拉夫斯卡娅提出:“党、国家和经济管理的职能彻底分工,取消政治机关对企业经济活动的不必要和有害的监督。党的机关要集中解决社会的政治发展的战略问题,深入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选拔、教育干部和评价干部工作。苏维埃管理机关要集中加强法律秩序和社会主义法制,保证各区域的综合社会经济发展,满足居民的物质和社会需求。”当时参与改革的知识分子,几乎都把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看成是使改革不发生逆转的保证,也认为政治体制改革可以满足人们的利益需求,争取民众支持,克服改革的阻力。从这些有代表性的言论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普遍认为苏联现有的政治体制是不民主、不科学的,应该建立有监督制衡的民主的政治体制,让公民对社会的发展和决策负责任。

  

1985 年苏共 4 月全会提出“加速战略”,但到 1988 年夏,加速战略正式宣告失败,苏联的经济并没有好转,苏共认为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阻碍机制的作用,虽然戈尔巴乔夫一直强调民主化、公开性、人民自治,但政治体制变化不大,大多被当成了宣传口号。面对改革的困境,苏共要寻找新的突破口。 1988 年 6 月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认为政治体制改革是改革不可逆转的极其重要的保证,是要解决的关键问题。“目前的政治体制不能使我们预先防止最近几十年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停滞现象的增多并且注定使当时进行的改革归于失败。经济管理职能越来越集中在党政领导人手中,这已成为突出的现象”。机构庞大,国家机构官僚化,“现行的政治体制几十年来不是在法律范围内组织社会生活,而主要是执行强制命令和指示。口头上宣扬民主原则,实际上却是独断专行,在讲台上宣扬人民政权,实际上是唯意志论和主观主义,大谈民主制度,实际上是践踏社会主义生活方式准则,缺乏批评和公开性”。经济、社会文化改革“所遇到的障碍正是僵化的权力体制,这个体制的行政强制结构”。

知识分子们在讨论苏联改革的方案时脱离实际。在苏联,共产党不仅是政党,更是国家机关,改革应该从党的民主化开始,而不是抛开苏共这个社会的稳定器。苏联是个大国,改革应该采取渐进的方式。但是,大多数知识分子认为,苏联“这个制度的实质,是一党政权与国家的结合,而国家的实质是一党政权与经济的结合。因为党被叫做苏联共产党,而国家被叫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所以这个制度在国内和世界被看做社会主义或者共产主义的相应体现。由此得出一个似乎完全合乎逻辑的结论:不彻底消灭社会主义,民主就永远不能取得胜利”。正如俄罗斯科学院哲学研究所首席研究员瓦?梅茹耶夫所总结的:“这个结论迅速支配了充满激情地开始改革的知识分子的头脑,他们认为自己是比改革进程的倡导者更彻底的民主派。我深信,是他们葬送了改革的思想,他们成了叶利钦的情绪和意见的扬声器,他们赋予改革进程的不是改良的性质,而是真正革命的性质。苏联以实际发生的那种形式解体,随后戈尔巴乔夫被解除权力,虽然这都是叛乱引起的,但不是以法律方式,因而也不是民主方式解决问题的实例,而更像在上层发动的一场政变。”(《奔向自由——戈尔巴乔夫改革二十年后的评说》,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第281—282页)

  

斯大林成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后,逐渐放弃了列宁关于大俄罗斯沙文主义是俄国民族关系的主要问题的传统提法,把反对所谓地方主义倾向放在首位,地方上的一些合理要求往往被他当成地方民族主义进行反对。在卫国战争期间,各民族的人里都有投敌行为,如弗拉索夫率领的“俄罗斯解放军”大部分人是俄罗斯人,斯大林对此却闭口不言,在 1945 年 5 月 24 日招待红军将领的讲话中,他说:俄罗斯民族是苏联各民族中最杰出的民族,是公认的苏联各民族的领导力量,是打败人类公敌法西斯主义而取得历史性胜利的决定性力量。

在俄罗斯联邦有232人参与竞选,结果有78%的高层领导在选举中落选,有47%的中层领导落选,相反,有72%的知识分子却在这场选举中获胜。在俄罗斯的645名代表中,知识分子占28%,党和政府官员占21%,工人占16%,企业管理人员占14%,农民领袖占13%,农民占8%。而在城市地区,知识分子占当选代表的37%。正如阿卡耶夫在评价列宁格勒大学教授索布恰克的行为时所说的,“他用内容深刻、形式鲜明的演讲摧毁了几十年形成的和建立在对苏共唯命是从基础上的苏维埃议会体制”。索布恰克在其所在的选区得到76.5%的选票。莫斯科大学教授波波夫也高票当选,这两位苏联一流大学的教授后来又当选了列宁格勒和莫斯科的市长。

   政治体制改革历来是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核心组成部分,它直接关系到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存续和社会主义道路的制度坚持。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改革失败的最大教训就出在政治体制问题上。在“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旗号下,戈尔巴乔夫积极推进以苏联共产党让权放权弃权为核心的政治体制改革,力图在法制国家框架下通过政治多元化和多党竞争的方式,恢复和重建苏联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和苏维埃政权的政治民主性。“如果想简要地说明政治改革的意思,它是怎样构思的,又是怎样实施的,可以说,就是把权力从独家操纵的共产党手中交到按宪法本应属于通过自由选举产生的人民代表的苏维埃手里。”[①]戈尔巴乔夫将这一过程称之为“来自上面的革命”[②]。但是政治体制改革的结果表明:苏维埃政权的稳固首先并且决定性地取决于苏联共产党。当戈尔巴乔夫决定拆除苏联共产党这一苏维埃政权的政治核心部件时,他却没有找到一个能够与之匹配的“民主代替品”,由此造成的结果就是苏联分崩离析、苏共土崩瓦解。就像斯大林所说的那样:“只要把党动摇一下,把党削弱一下,无产阶级专政马上就会动摇和削弱。”[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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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急于改变现状的重要原因是他们对原体制不满。苏联知识分子长期没有表达意见的自由,苏联共产党对知识产品严格的监督,与知识分子要求独立思想和表达自己思想的愿望发生了严重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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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与戈尔巴乔夫的改革

   作为一种物质形态存在的社会主义制度由于走的是一条与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不同的特殊道路,即革命和建设发生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这就决定了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历史前提,决定了社会主义的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的艰巨性、复杂性与长期性。从整个社会主义改革历程来看,列宁最早提出改革,但真正揭开政治体制改革帷幕的却是在他身后近30年的赫鲁晓夫。尽管赫鲁晓夫改革本身存在很多失误和问题且因其1964年的下台而戛然而止,但却在包括苏联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种下了改革的“种子”以待合适的环境破土而出。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适宜改革的苏联社会政治环境日渐成熟,但成熟的标志却是国家政治生活中高层领导人的老化去世以及由此带来的政治心理上的强烈耻辱感。从1980年开始,苏共中央高层主要领导人的相继去世表明:“体制本身也濒临死亡,它那凝滞的老人血液已经不再具有生命活力”[④]。苏维埃政权的衰退对党和社会发出警告:不能这样下去了!1985年3月11日,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当选为苏共中央总书记。改革的“种子”由于新鲜空气的注入而开始萌动发芽。“实际上,正是为了改革才选上他的。当我国仿佛在敬老院里度过了数十年之后,一个年轻、有教养、‘活泼好动的领导人’在苏联舞台和电视屏幕上的出现,便在仿佛对一切都已失去信心的社会中引起了新的希望的真正爆发。……几乎所有的人都希望摆脱那种因最高领导人的外貌和水平而蒙羞受辱的感觉,都期待着命运改变。他们对戈尔巴乔夫要求是:将这些向他发出的不清晰的、却很执着的全国信号译成政治决定和政治行为的语言。”[⑤]

1987 年 11 月 9 日叶利钦自杀未遂, 11 月 11 日,病中的叶利钦被戈尔巴乔夫硬拉到莫斯科市委会上,这次会议是为了执行十月全会的决议而召开的,讨论解除叶利钦职务的问题,戈尔巴乔夫和会议的参加者一致谴责叶利钦的立场,指责他怀疑改革;他攻击政治局和书记处是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这一立场是冒险主义的;叶利钦在政治上不称职,工作中有严重失误,他的工作作风和所作所为是反民主的和独裁的。

知识分子急于改变现状的重要原因是他们对原体制不满。在任何社会,从事创造性劳动的知识分子都是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随着新技术革命的进行,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更是如此。但苏共没有看到人民的文化水平在提高,科学技术和知识分子的作用在增强,仍然坚持所谓阶级原则。在吸收党员时,他们只注意使工人阶级、农民、妇女在苏共中占有相应的比重,而忽视了国内工人力量结构已经发生变化,忽视了把科学技术和创作知识分子积极推向前台,因为这些知识分子就其修养水平和在经济、科学、文化中所占的关键地位来说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知识分子收入不高,随着高等教育的发展,许多人不得不从事一般工人的工作。苏联知识分子长期没有表达意见的自由,苏联共产党对知识产品严格的监督,与知识分子要求独立思想和表达自己思想的愿望发生了严重矛盾,他们“被迫戴上紧箍咒,而施法的人却是那些对他们的专业知之甚少的党委领导”。“在我们社会缺乏公开性、精神停滞和开始腐败的时期,社会——人文知识分子的地位,无论是物质方面,还是精神道德方面,都是低下的。其特点是,有损尊严的低工资,非常有限的额外收入,很低的社会威望,最后,无论在教育、医学、文化、艺术,还是在科学方面,都不可能进行个人创造性活动……社会——人文知识分子比其他集团更多地遭受过压制民主、公开性,歪曲社会主义关系和降低社会道德之害。”因此,他们拥护改革,特别拥护尊重创作的自由,发展公开性和民主。

薛小荣  

戈尔巴乔夫在推行他的新思维时,不是依靠党的干部和党员,而是依靠全体民众,搞全社会的民主化,实际上把民主的次序搞反了,应该首先抓党的民主化,再搞社会的民主化,因为苏共并不是本来意义上的政党,实际上是管理国家的权力机关。戈尔巴乔夫从社会的民主化开始,实际上成了让苏共交出政权,把权力还给通过选举产生的苏维埃,但由几千人组成的苏维埃本来只是个立法机关,内部纷争不断,根本无法行使行政权力,导致社会全面失控和混乱。戈尔巴乔夫欲通过改革改变党的形象,也没有取得多少成效,沉重的历史包袱使苏共成了被攻击的对象。

改革既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也是对原来利益格局的重新调整,在苏联原有体制中的受益者——克格勃和苏联军队并不欢迎改革,他们在苏联制度中受益颇多。苏联政府的各个部门,尤其是与军工综合体有关的部门,都将因为经济体制的市场化改革而动摇它们本固若金汤的地位,因此,他们并不欢迎改革。制造改革障碍机制的不止是官僚主义者,工人阶级也不是很欢迎。据苏共中央社会科学学院1988年初进行的社会学调查资料表明,在普通工作人员中仅有1/5至1/4的人无保留地支持经济改革,并期望能在最近2—3年取得好的效果。其余的人对改革的成功表示怀疑并认为要在遥远的未来才能见到成效。在被调查的人中仅有1/4的人认为重新调整自己的工作是必要的。改革主要触及经济界领导层、商业、公共饮食业、生活服务业、管理机关工作人员等阶层的利益,他们的生活条件比大多数居民好,有一定的特权,对改革并不热心。集体农庄农民、合作社社员和个体劳动者大多数人支持改革。对改革最积极的是人文社会科学的知识分子,他们不仅支持改革,而且是激进的社会力量,是推动改革重心转向政治体制的重要力量。

   摘   要:政治体制改革直接关系到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存续和社会主义道路的制度坚持。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改革失败的最大教训就出在政治体制问题上。在“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旗号下,戈尔巴乔夫积极推进以苏联共产党让权放权弃权为核心的政治体制改革,力图在法制国家框架下通过政治多元化和多党竞争的方式,恢复和重建苏联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和苏维埃政权的政治民主性。但是政治体制改革的结果表明:苏维埃政权的稳固首先并且决定性地取决于苏联共产党。当戈尔巴乔夫决定拆除苏联共产党这个苏维埃政权的政治核心部件时,他却没有找到一个能够与之匹配的“民主代替品”,由此造成的结果就是苏联分崩离析、苏共土崩瓦解。这一过程可以称之为“来自上面的革命”。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斯大林对少数民族不信任,以维护国家安全为由,把居住在苏联西部的 3 万多波兰人、居住在远东的 10 多万朝鲜人、居住在伏尔加河流域的 40 多万德意志人等,从他们的居住地强行迁至中亚和西伯利亚。二战后期,斯大林又以与德军勾结为名,把卡拉恰耶夫人、卡尔梅克人、车臣人、印古什人、麦斯赫特土耳其人等整个民族驱逐到中亚,许多人在迁移过程中死亡,新居住地实际上成了他们的劳改营,斯大林不分青红皂白地对整个民族进行惩罚给这些民族造成了极大的痛苦,是苏联民族关系史上极不光彩的事件,成为影响苏联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苏共二十大后,苏共为一些少数民族平反,并允许他们返回原住地。

苏联的知识分子实际上也不具备提出使国家摆脱危机方案的能力,苏联着名经济学家阿巴尔金、梅德韦杰夫、亚夫林斯基、沙塔林,法学家彼特拉科夫,历史学家阿法纳西耶夫等人都是改革的参与者,有的还身居高位,担任了副总理或政治局委员,但是,他们并没有表现得更优秀。直接参与制定经济改革方案的阿巴尔金并没有超出当年柯西金的水平,沙塔林等人拿出来的“500天计划”现在看来简直是异想天开。

   首先,就体制威信来说,再选一个像契尔年科一样高龄多病的领导人出来已经行不通了。“契尔年科的统治也变成了笑料,变成了对勃列日涅夫的丑化,也变成了对安德罗波夫的丑化。”[⑦]因此,选择强而有力的领导人,不仅是政治权力斗争的结果,也是苏联体制外在形象的具体表征。一个强壮精明的领导人,往往代表着体制的活力和威信;一个衰弱多病的领导人,往往预示着体制的虚弱与无能。“已成电视系列片[⑧](如果将我国当时所经历的国葬叠加在一起的话)的党的领导人的亡故已经像是体制的濒死状态。几个苏联官僚‘家族’担心新的权力交接会变成政治纷争,那不仅会有损纷争参加者的声誉,而且会有损体制本身的声誉,他们立即开始竭力推荐他们认为最有前途、可给老化的机体血管注入新鲜血液的王位继承人。他们选中的人是戈尔巴乔夫,这完全顺理成章。”[⑨]作为中央政治局的老人们,必须考虑到勃列日涅夫之后连续发生的党的总书记的短暂政治生命带来的社会情绪的强烈不满,虽然这并不是决定性因素,但在关键时候往往会起着意想不到的作用。在“上层”那里会有而且确实有不满戈尔巴乔夫当选的人,但是没有人具备戈尔巴乔夫那样的条件:担任党的最高领导成员的时间较长,1983-1984年期间在两三个地方做党的领导工作,因而有影响干部配置的实际可能性。除此之外还要考虑到他的年龄,对于苏联领导人来说,54岁简直是青少年!对于那些曾经因国家领导人年迈而感到惭愧的人来说,对于那些因论资排辈移交国家权力而痛心的公民来说,“这一情况有巨大的政治意义。党机关不能不考虑这种情绪”[⑩]。人们再也不想看到苏联掌握在一个衰弱无能领导人的手里。所以,戈尔巴乔夫当选苏共中央总书记一事确实得到人们的赞成。“人们一致赞成年轻领袖上台,因为这打破了长期以来由年迈的老人担任这一职务的传统。”[11]

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新思维并非戈氏一个人的思想,其政治新思维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与之相应的政治体制改革也得到了苏共党员干部和民众的拥护。但是,戈尔巴乔夫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存在着步子迈得过急过快的问题,由于民众在经济上没有得到实惠,其政治要价越来越高,对苏联共产党的不满加深,反对派廉价的许诺和平民主义的口号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促使人们非理性的思维发展,最后,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两种思潮的极端发展冲垮了戈尔巴乔夫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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