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可以说是见证了上海最辉煌的一段历史,不受

葛剑雄,复旦大学教授、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着有《中国人口发展史》、《悠悠长水:谭其骧前传》、《悠悠长水:谭其骧后传》、《中国古代的疆域变迁》等。 1977年,上海市准备恢复人代会。由于米不及先开基层的人代会,代表是由各区县通过酝酿提名,征求所在单位意见,再在一次临时召集的会议选举出来的。区领导或者知道我的情况,或者听过我的发言,马上想到了我。正好教育界已经提了两位小学的候选人,一位是老模范教师,一位是中年总支书记,都是中共党员、女性,就缺一位中学年轻男教师,最好是非党,我在哪方面都符合。于是我在自己毫不知情的情况下,顺利当选为第七届上海市人大代表。 尽管我在1978年10月就离开中学和所在区,但这一届任期为五年,到1981年才结束。这几年正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后和改革开放发轫阶段,市人代会也发生了显着变化。1977年底召开的第一次会议的模式几乎是“文革”期间大会的翻版,全体代表早早入场坐定。在乐曲声中,苏振华等领导登上主席台,全场起立鼓掌。在小组会上,市领导很少露面,偶尔到达,都有充分准备,记者的镜头早已对好,领导在发言后,照例表示因公务繁忙,立即离开。其他代表的发言大多照本宣读,在坚决拥护的表态后,工农代表多做忆苦思甜,干部代表少不了声讨“四人帮”罪行,知识分子代表在控诉之余,少不了歌颂英明领袖,掌声不断,甚至不时响起口号声。有位老劳模一直被当成典型,“文革”期间批林批孔时让她在大会发言,她怒斥“孔老二这只黑甲鱼”,批邓时仍骂为“黑甲鱼”,到人代会上又批“四人帮”这批“黑甲鱼”。我们区代表分为两组,我所在一组除了我们三位中小学教师外,还有上海工学院的几位代表,干部、知识分子较多,每次讨论总嫌时间不够,不得不推迟散会。另一组大多是工农代表,掌声、口号声虽多,却经常提前结束。 开会期间每天由专线车接送,伙食丰盛,午间休息时有电影招待,每天晚上安排观赏戏剧、杂技、歌舞演出。会场内特设的商店货物充足,质优价廉,大多是外面需要凭票供应,或经常脱销的,像久违的大白兔奶糖、花生、生梨等,还有同样紧俏的书籍、邮票。我买了不少书,包括《现代汉语词典》,也买了一些商品孝敬父母。这是我从来没有享受过的待遇,但除了听报告,发言表态,鼓掌通过外,实在没有什么代表人民的内容。最后选举新的一届市革命委员会和出席五届全国人大的代表,也是完全等额,照单通过如仪。在选举的全国人大代表名单中有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谭其骧,想不到一年后我成了他的研究生。有一位女性市革命委员会委员一年后也考入复旦大学研究生,成了我的同届同学。市外办主任李储文(后出任新华社香港分社副社长,现为上海市政府顾问、市社联主席)与我同组,第二次会议期间他得知我考上研究生,而他的儿子也成了研究生,使彼此间增加了一个共同的话题。 不过从第二次会议开始,无论从形式还是内容,都逐年发生变化。例如,领导人出场不再奏乐、全场起立鼓掌。晚上的演出改为内己购票,一般只安排一两次。记得有一年是看关肃霜的京剧,我买了票与列席会议的谭先生一起观看。随着市场供应的好转,会期的内部购物也只是提供便利了。市革命委员会撤销,恢复为市人民政府,由人代会选举正副市长。对市政府的工作报告,开始强调审议,不再先表示坚决拥护,具体意见增加,有的还相当尖锐。我开始意识到自己作为人民代表的职责,并且不限于大会期间。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平反冤假错案、落实政策全面展开,一些情况反映给我们这些代表。我尽力而为,总算解决了两件。一位住在长宁路的周某给谭其骧先生写信,他因冤案被判刑,现虽落实政策返回上海,却一直没有安排工作,请全国人大代表转达要求。那时我已担任谭先生助手,就代他回信,并将材料整理好,让谭先生带到北京,交给全国人大。但会后仍杳无音讯,周某不断来信。到下次大会时,我与谭先生联名上书,又直接找市人大反映。周某也知道了我的身份,有的信直接写给我。大约经过两年间多次反映,终于收到周某来信,他被安排到一所大学工作。他要求与我们见面,当面致谢,我谢绝了他的好意。我觉得他恢复工作是理所当然,而且远远弥补不了他所受的损害,我既不忍听到他的感谢,更怕当面推辞不了他可能做出的表示。 另一位给我写信的是所在区一位中学教师,“文革”期间因邻里纠纷,被对方串通公检拘捕,长期没有平反。我虽已离开该区,但在公检法还有不少熟人,包括几位领导。有人劝我不要管此事,因为牵涉到某领导,当时就是他办的案。提了一年毫无结果,我直接找了区委书记,经他批示,让我与公安局、教育局领导直接讨论商谈。在这种场合与熟人见面颇为尴尬,我只得公事公办,据理力争,驳斥公安局的种种借口,最后达成一致,为这位教师彻底平反,恢复名誉。多年后,我回母校作报告,结束时一位教师来见我,问我还记得他吗?原来他就是那位教师,后调人我的母校。校长向我介绍,他现在负责全校的电化教学,成绩突出。想起往事,我十分感慨,这样一位优秀教师的命运很可能就断送在“文革”之中,我曾经尽过代表的责任,自然感到欣慰。 “文革”结束后的第一次工资调整进行时,复旦大学的几百位研究生中有一大半是属于加工资的对象,但因为有的是在原单位拿工资的,有的已与原单位脱离关系,纷纷找我反映情况,要我向市政府和有关部门提出。为此我开过几次座谈会,提出了确保在职或带薪研究生的权益的提案,以后又将政府的答复张贴在宿舍区。因此很多外系的同学都知道我是市人大代表,王沪宁等见面时一直戏称我为“代表”。 人代会恢复议案制度时,大多数代表不知议案为何物,更不会写议案。我除了自己提出外,又增加了帮助其他代表写议案的任务,一般由他们告诉我具体要求,我整理为议案文本,然后交他们签字。我自己写的议案,也找合适的代表签名后递交。当时对议案没有严格规定,只要有人提,一般都立案。会后发下两厚本议案汇编,我提的数量名列前茅。其中一项要求电影院恢复学生场的议案被采纳后,《光明日报》还在头版作了报道。但有些牵涉范围稍广,或有实质性内容的议案往往无疾而终,或者仅仅得到圆滑有礼的答复。当学校出现竞选所在地区宝山县人大代表热潮时,也有几位研究生同学打出竞选旗号,有的还配上大幅漫画造势。看到有的竞选宣言中出现“改善教师待遇”等口号时,我不禁哑然失笑——复旦教师的待遇宝山县人代会管得了吗?这说明我这个市人大代表没有白当,至少我明白了哪些事哪一级人大代表能管,市人大代表该做什么。其实,只有在解决一些具体问题时才会立竿见影。谭先生的家从复旦宿舍迁入淮海中路新居后,一直装不上电话,工作很不方便,学校出面反映了几次都没有解决。我在会期直接找了出席会议的市电信局局长,特别强调谭先生是全国人大代表,他记下了姓名地址。当晚我到谭先生家去,得知午后电信局已来人安装电话,立即开通。 五年后市人大换届,我早已脱离丁中学教师和这个区,自然不会连任,但这一段经历成为我人生的宝贵记忆。2000年我被增补为上海市政协委员,次年大会期间,我正在南极考察。直到2001年初出席市政协大会时,我列席市人大开幕式,并听取政府工作报告,又回到了同一会场。想起22年前初次出席人代会的情景,不胜今昔之感。

图片 1陈蓉:今天的第一位演讲嘉宾,可以说是“思接千载、视通万里”,他的思考贯穿古今,他的足迹遍布世界各地,他就是复旦大学资深教授葛剑雄。掌声有请葛剑雄教授。(全场鼓掌)我的第一个印象是上海很容易进来大家下午好!其实今天谈不上演讲,只是跟大家讲讲我自己的经历。作为一个上海市民,作为一个在上海生活了63年的老人,我可以说是见证了上海最辉煌的一段历史。70年前上海解放的时候,我还在浙江吴兴县的南浔镇,现在属于湖州。尽管那时候还很小,但知道上海在我们那个镇上的形象非常“高大上”,反正所有最好的东西都是从上海来的。后来我才知道,我们镇上以前有几个巨富家族,他们几乎都是在上海发家的。而我真正见识上海,是1956年我们全家迁到上海之后。那时候我正在念小学五年级,当时给我的第一个印象,就是上海很容易进来。我拿着转学证书来到闸北区教育局,告诉他们我要转学,工作人员就说了一句话:“你要考试,通过了就可以转学。”结果,我顺利通过了考试,办理了转学手续,没有任何障碍。到上海以后,我终于明白了上海为什么那么“高大上”。对我来讲,上海的好处、上海的优势比我原来想象的要多得多。比如,我一进中学,就领到一张学生证,可以到上海图书馆看书。那时候上海图书馆就在现在的上海历史博物馆,我进入这样一个知识的殿堂,简直不敢相信,这么多的好书我可以自由借阅。有一次我去借《三国志》,图书馆的老师说:小朋友,你是不是借《三国演义》?我说我要借《三国志》,我想知道三国的历史。老师非常惊奇,说你竟然能看这样的书。这样的机会,我以前真的连想也没有想过。(全场鼓掌)在成长的过程中,我曾经遇到过很大的挫折。高中二年级的时候,在一次体检中我被查出患有肺结核。休学了一年半后,我提出要重新上学,学校让我试一试。然而,到毕业的时候,体格检查还是不合格,不能参加高考。我原来一心想报考北京大学古典文献专业,这对我的打击非常大。好在这座城市给了我出路。班主任说,你与其在家里养病,不如参加工作。于是,我参加了上海教育学院办的师资培训班。一年以后,也就是1965年8月,我正式成为中学教师,在中学工作了十多年。我在中学教英语,但我只有高中学历,怎么办?当时上海外语学院有夜校部,可以上夜大学,于是我在夜大学念了一年,这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夜大学里的老师水平很高,使我接受了比较正规的教育,从而能够成为一名合格的外语教师。上海的机会比我想象的多得多1977年恢复高考,我想这是一个绝好的机会,就去报名。但是考生的年龄规定不能超过30周岁,而我刚刚过了31岁生日,因此失去了考试资格。那时我真的很绝望,等了这么多年,最后的机会也没有了。但是1978年,国家又出台了研究生招生政策,年龄不仅放宽到40周岁,而且不需要学历证明。我抱着侥幸的心理去报考,结果居然考上了。其实,这并不仅仅是我个人努力的结果,而是要感谢这座城市。为什么?因为在“文革”期间,很多书都不能看了,但当时仍然可以读到英文版的《毛主席语录》《毛选》,还有英文版的《北京周报》。我当时觉得读书总是好的,就开始认认真真地学习这些著作,所以后来我的英文成绩不错。上海当时的新华书店里还有一些内部供应的书,比如关于各个国家的历史、地理概况,以及外国人物传记,我都可以凭教师工作证购买。尽管在特殊时期,但我可以说,上海的资源在中国肯定是最多的。这就是为什么我虽然没有上过大学却能够侥幸考上研究生的原因。当时报考研究生,我选了谭其骧先生作为我的导师。这里有两个机缘。一开始我根本不知道谭其骧先生,但是我曾经在国际饭店对面的一个先进人物光荣榜上,看到过谭其骧先生的照片,“骧”这个字我以前没有见过,我就记了下来。后来有位历史老师告诉我,谭其骧先生本领很大,他可以把中国历代的地图都画下来,能够编撰中国历史地图集。我因为很喜欢历史和地理,于是就报考了他的研究生。后来,我一直做谭其骧先生的助手,一直到他去世。从1996年开始,我担任了由谭其骧先生创办的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一直工作了11年。非常幸运的是,在此期间,国家设立了211大学,中国的教育事业得到了飞速发展。我曾经向一些国外的校长介绍,我刚做所长的时候,手里经费只有8000元钱,而现在我们研究所每年的经费已经超过100万元。在这几年的时间里,我们开展了与国际上的各项合作,研制了中国首创的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研究成果颇为丰厚。哈佛大学一位负责科研的副校长多年前曾经访问复旦大学,临走时他对我们校长说:你们复旦大学真正称得上世界先进水平的研究,我认为只有两个,其中一个就是历史地理研究。现在,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被公认为国内排名第一的专业学术研究机构,在世界上也是属于前沿水平。我们的研究所之所以取得了很大的发展,并不是因为我个人的努力,而是因为遇到了改革开放这样一个前所未有的机遇,这是我刚刚当所长的时候做梦也不会想到的。我终于实现了小时候的旅行梦我从小就向往旅游,小的时候,我们都是通过看书、看报去“旅游”的。记得念小学时,我曾经看过一本书叫《丁丁坐火车》,讲一个小朋友从上海坐火车到北京,沿途经过大桥,火车里还有餐车。于是我一直在想,我什么时候也会有这样一天。“文革”期间,我终于有机会从上海坐火车到北京,但是车上人山人海,根本没什么享受。后来,作为年轻教师,学校让我去做“外调”工作,就这样我跑遍了1/3的中国。而真正使我有机会去旅游,是在我从事历史地理专业工作之后,因为需要到各地考察,再加上改革开放的上海给我提供了更多的机会。至今为止,粗略算了一下,我已经去过70个国家,其中包括两次非常难得的机会。一次是2000年,我参加了中国第17次南极考察队,在南极长城站待了两个多月。还有一次,中央电视台和凤凰卫视邀请我担任《走进非洲》节目的嘉宾主持,我们开着车,从直布罗陀海峡经摩洛哥到埃及,再一直南下,最后到肯尼亚,一共经历了90多天时间。10年前,我更多的是利用工作的机会去看世界,我还没有条件主动去自费旅游。但是,随着我们国家出境条件的便利,随着我自己经济实力的提高,近年来,我想去旅行的梦想终于变成了现实,并且远远超出了我小时候的梦想。我70岁的时候,我女儿对我说:我们用什么方式给你庆祝生日呢?她建议,我们两个一起去攀登乞力马扎罗山吧。我们就从上海坐飞机到了乞力马扎罗山下。在那里,我和她按照当地标准的配置,找了2个向导、1个厨师、5个背夫一起登山。最后我们离山顶还有一小段距离,到了4800米的地方,我觉得我已经心满意足了,以前即使做梦也不会设想用这样的方式来庆祝我的生日。(全场鼓掌)我昨天刚刚从约旦回来,因为“五一”有几天假期,我觉得约旦的世界文化遗产有不少,于是我和女儿就去了。对我个人来讲,我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梦想。原来只能纸上谈兵去旅游,现在,我终于有了说走就走的条件。几乎每一次,第一个发言的都是我1977年,有一天学校突然宣布我当选为上海市人大代表。那个时候“文革”结束不久,人大刚刚恢复。我作为上海市人大代表,出席了“文革”结束后的第一次人代会。在随后的5年时间里,人大制度慢慢完善。到第三次会议的时候,逐渐恢复提案、恢复讨论,我经历了整个过程。到了换届的时候,我已经换了单位,所以就不再担任上海市人大代表。我以为这段经历就这样结束了,可是没想到,1999年,我被增补为上海市政协委员,随后又当选了上海市政协常委。2008年的一天,我在三亚开会,有人告诉我:今天广播里公布名单,你被选为全国政协委员了。我去北京开会报到,会上我被选为政协常委,坐上了人民大会堂的主席台。我想,这不是因为我葛某人有多大的本领,其实我代表的是教育界,更具体讲,我是上海民主党派和教育界的代表。我的背后是上海这座城市,是我们的复旦大学,是上海教育界以及民主党派的同仁们。正因为这样,我想我既然当了政协常委,就应该履职尽职。我的责任是什么?就是要反映大家的意见。我认为,直言不讳地反映真实情况,这才是真正拥护党的领导的表现。所以,在政协常委任期10年间,曾经有好几次,中央领导来听取我们的发言,我觉得这个机会很好,我都直接面对面向他们提出意见和建议。几乎每一次,第一个发言的都是我。有一次我刚刚发言,王岐山同志就说:怎么又是你打头炮?因为他印象很深,他来了两次,都是我第一个发言。(全场笑)这些发言,无论是对是错,我认为都是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没有哪一个时代 能够和以往的70年相比总而言之,上海这座城市,在以往的63年中,给予了很多像我这样从小镇来的少年很多希望、鼓舞和力量。我从研究的中国历史中做了一个比较,我认为,没有哪一个时代能够和以往的7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40余年相比。我个人是幸运的,遇到了这个伟大的时代,遇到了这样一座充满希望的城市,特别是改革开放后的上海。其实,在上海,更加精彩的故事比比皆是。我的一些同学,他们在国际上取得的成就和影响比我大得多。在我们78届的研究生同学中,有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有两院院士,有世界知名的企业家,也有省部级的领导,还有各个学科的带头人。他们中的很多人和我一样,在考上研究生以前,没有多少学历。有一位数学家,他当时在外地一家工矿企业卖饭票,人家说你数学好,这个账肯定不会算错。(全场笑)还有一些人甚至只有初中学历。日后他们之所以成为杰出人才,其中一个重要的条件就是他们有幸在上海,有幸赶上了改革开放这个时代。这,就是我对上海这座城市的体会,也是我对这段历史的见证。谢谢大家!(全场鼓掌)陈蓉:谢谢葛教授的分享。在这段讲述中,有很多历史性的节点,包括葛教授个人的故事,都非常打动我们。我听了特别有感受,虽然我和葛教授是不同时代的人,但是我们有着相似的经历。他是小学五年级来到上海,我也是拿着转学证在小学二年级的时候到了上海。我们常听到这样一句话,“机会是给有准备的人的”,葛教授就是一个有准备的人。但是我们不可否认,上海这座城市给了我们太多的机会。我们感恩上海这座伟大的城市,也感恩这个我们生命中遇到的伟大的时代。嘉宾小传葛剑雄是著名历史地理学者,现任复旦大学资深教授、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历史学部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在学术研究上,他硕果累累,出版了《中国人口史》《中国移民史》《统一与分裂:中国历史的启示》等大量学术专著;他大胆创新,为推动历史地理学科发展、提高研究生科研水平做出很大贡献。与此同时,他长期在政协等供职,曾任全国政协常委、上海市政协常委、上海市政府参事,在参政议政领域积极作为。葛剑雄主张,做历史研究,特别要关注现实。正如,他在上海这座自己生活的城市,累积历史研究的成就,也表达对于城市发展的思考。

二、人大代表有哪些义务?

全国人大代表选举办法是什么

我校数学系教授李大潜最近当选为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1月17日,在数学楼洒满阳光的办公室里,记者就此采访了李先生,请他谈谈多年来参政的体会。记者:李先生,您从第八届人大当选为代表至今已有十年,您如何看待这十年来我国政治文明的建设?李大潜:我这次是第三次被推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前面十年,作为全国人大代表,我近距离地观察到我国一系列重大决策和措施的形成过程,亲身体会到国家政治文明建设的成就。记者:社会上曾有“人大是橡皮图章”的说法。李大潜:我不这样看。政府的重大方针决策都要经过人大审议,每届人大开会的重点之一就是审议政府工作报告,不仅仅是修改文字,而且包括修改内容,对政府决策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应该说,在决策过程的民主化方面国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以教育和科技为例。以往,大家对教育的意见比较多,觉得国家对教育和科技的投入明显不足,许多代表意见很大,个别代表甚至觉得失去了信心。但是不久,“科教兴国”就被立为国策,本届政府更将它作为最大的任务,国家也大力加强了对教育和基础研究的投入,这两年开会,教育投入问题就不再是热点了。人大的另一项作用是下情上达和上情下传。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渠道。一方面,来自各方面的代表们把比较详实的基层情况传给各级领导;另一方面,代表们也更具体地了解到政府决策过程,把有关的信息带回基层。这就沟通了政府和人民。记者:国家政治文明建设的进步,相应地提高了对人大代表的素质要求。多年前,人大代表更多的是荣誉光环,是“先进”的代称。但今天,一个人大代表肩负的责任和权力大大加重了,他必须对国家对人民负责,履行职责。李大潜:一开始,有些代表抱着“学习、领会精神”的目的进京开会。但现在,代表们的民主和参政意识已大大增强,更多的人意识到了人大代表是一项责任重大的职务,要主动审议政府工作,参与决策。人大代表受到法律保护,在会上可以畅所欲言。这种责任不仅体现在发言中,也体现在选举、投票中,许多代表充分行使了权力,表达了意愿,这从有些表决会有不少反对票就可以看出来。我相信随着人大制度的进一步完善,人大还会发挥更重要的作用。记者:人大代表不是单位代表,他应该超越自己的工作身份去发言。做得到吗?李大潜:人大代表顾名思义是代表人民,所以要超越自己的具体工作和单位,跳出狭小的自我利益,从全局的高度谈与政府决策有关的宏观问题。我在发言时就不仅讲高教,也讲基础教育,比如就中小学素质教育谈自己的看法,也会谈其他的问题。但人大代表要做好本职工作,深入了解自己的行业,从中引伸出全局性问题,发言才有说服力。记者:西方的议员们是专职,有很多时间深入社区接触选民。人大代表是兼职,如何处理好工作和参政的关系?李大潜:这是两种不同的制度。西方议员代表各自的党派和集团利益,相互间是竞争关系。人大代表是合作关系,他们来自各行各业,考虑问题的角度也不尽相同,容易互补形成合力,通过讨论,集思广益,意见更趋于客观、全面。人大作为一个整体,其作用比单个代表相加的总和要大得多,这种形式对我国作出正确的宏观决策更有利。人大代表要做有心人,随时发现线索和问题。我平时注意多听多看,积累有用的观点和材料,比如素质教育问题就是平时和中小学教师聊天得出的启发。记者:你觉得第十届全国人大有什么特点?李大潜:党的十六大集中全国人民的意愿,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从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开始,将环绕这一主题开展工作,为实现这一宏伟目标发挥重要作用。这是历史和人民赋予第十届人大的重任,每个人大代表都应履行自己的神圣职责,努力贡献自己的力量。李大潜1937年11月生于江苏省南通市。1956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57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数学系并留校任教,1966年在职研究生毕业,1979年-1981年法国巴黎法兰西学院访问学者。1980年起任复旦大学数学系教授,1981年及1983年起分别任基础数学及应用数学博士生导师,199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1997年当选为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1991年至1999年任复旦大学研究生院院长。现为中法应用数学研究所所长,《数学年刊》主编,中国工业与应用数学学会理事长,中国数学会副理事长。第八、九、十届全国人大代表。

一、人大代表有哪些权利?

3、提出质询案和进行询问的权利;

在去年12月25日闭幕的上海市第十一届人大六次会议上,市十一届人大代表、常委,眼耳鼻喉科医院张重华教授当选为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日前张重华在其办公室接受了本报记者采访。张重华出生于1940年5月,浙江绍兴人。1965年毕业于上海第一医学院医疗系,现任眼耳鼻喉科医院耳鼻喉科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上海市卫生局中西医结合鼻病特色专科学科带头人,兼任卫生部全国老中医学术继承研究班导师,为全国500位名老中医之一;中华医学会上海耳鼻喉科学会委员、中华中医学会耳鼻喉科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上海市中医学会及中西医结合学会耳鼻喉科分会主任委员。1998年起任上海市第十一届人大代表、人大常委。2002年12月25日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当记者向张重华表示祝贺时,他沉思良久,认真地说:“能当选全国人大代表当然感到光荣,但我也意识到人民代表不是荣誉称号,作为国家权力机关组成人员,要代表人民的利益和意志,依照宪法和法律赋予的各项职权,参加行使国家权力,责任非常重大。从市人大代表到全国人大代表,我觉得责任更加重了,因此必须时刻牢记代表的崇高职责,决不能辜负党和人民对自己的信任和期望。”“据我所知,您是作为民主党派推荐的候选人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的,对此您有何看法。”记者问。“是的。作为人民代表就不能仅仅想到党派的利益,而应事事处处都要从维护广大人民的利益去考虑问题,做到真正体现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要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不断开拓创新,为此,首先要抓紧自身建设,加强学习,努力领会党的十六大精神和市委八届二次全会精神,按照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原则办事;认真学习宪法、法律,带头遵纪守法,做到清明廉政,严格自律,决不能有损党派形象。”“作为全国人大代表,您对今后工作有何打算?”记者问。“作为人民代表,提议案当然是自己义不容辞的职责,在任市人大代表期间,我主要在有关本市卫生工作方面提出过一些议案,有的已被人大或政府接受,得到了贯彻实施。但今后要注意不断提高自己参政议政的水平和质量,努力使自己提出的议案更具重要性、针对性、前瞻性、可行性和创造性,更符合国家和人民的需要。因此我想,提议案前先做一些调查研究,争取平时经常能与选民沟通,多听听选民各方面的意见和要求,使议案更加切合实际,有的放矢。除此之外,我想到还要认真投入立法工作和做好依法监督“一府两院”工作,做到以民为本,刚正不阿,不以权谋私;并投好庄严的一票,把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通过法定程序转变为国家意志。”张重华工作很忙,当记者起身告别时,他说:“请告诉读者,要当好人民的代表,作为一名医生,我首先要立足搞好本职工作,服从大局,尽心尽力为病人服务,做一个好医生,只有这样,才会得到人民的欢迎,要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投入到党提出的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中去。”

全国人大代表在全国人大各种会议上的发言和表决,不受法律追究。 全国人大代表,非经全国人大会议主席团许可,在全国人大闭会期间非经全国人大常委会许可,不受逮捕或刑事审判。 全国人大代表在全国人大开会期间,有权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提出对国务院或者国务院各部、各委员会的质询案。受质询的机关必须负责答复。

7、在出席全国人大会议和执行其他属于代表职务的时候,国家和社会应根据实际需要为代表提供保障。

记者 孙国根

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有哪些风险责任?

宪法当中规定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任期是五年,意味着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和副主席不是像以前那样连任两届的,在未来,我国的主席连任五届这也是得到了宪法的保护的。不过全国人大是有权利决定主席和副主席的人选的。

心系教学关注社会——访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蔡达峰教授

综上所述,人大代表的权利有哪些以及相应的义务都必须依据我国法律的具体规定。总的说来,人大代表主要享有的权利有质询权、监督权、审议权以及提案权等多种权利,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提案权,是人大代表代表民意最为主要的手段,有利于关注民生。

市人大代表选举程序是怎样的?

(记者 傅萱)

代表法中没有专章规定人大代表义务,但提出了对人大代表的要求。代表法中关于人大代表的要求都是人大代表应尽的义务。代表法对人大代表的要求有五项:要积极参加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依法行使代表职权。要模范地遵守宪法和法律,保守国家的机密,在自己参加的生产、工作和社会活动中,协助宪法和法律的实施。要同原选区选民或原选举单位和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听取和反映他们的意见和要求,努力为人民服务。接受原选区选民或原选举单位的监督,并回答他们对代表工作和代表活动提出的问题。要协助本级人民政府推行工作。

6、对围绕人大审议议题及有关内容,有视察的权利;

“当好人民的代表”——访上海市人大常委、笫十届全国人大代表张重华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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