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会见了周恩来betway必威国际:,并说蒋欲

本书记载了从1937年1月毛泽东率中共中央机关进驻延安,到1947年3月毛泽东撤离延安的10年中,毛泽东在延安的众多故事。每个故事以一个事件为由,既单独成篇,又互相衔接。这里遴选的是其中的四个故事。 支持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发表 1939年7月8日、12日,刘少奇在马列学院为学员们作了有关思想修养的讲演。他首先指出,在建设与巩固党的基本任务前面讲共产党员的修养这个问题的重要意义。然后,他详细阐述了共产党员修养的各个方面和修养的方法,列举了党内各种错误思想意识的来源,提出了对待它们所应采取的态度。刘少奇的演讲,受到了马列学院学员们的热烈欢迎。 当时兼任中央机关刊物《解放》周刊主编的张闻天,认为刘少奇讲的内容对于广大党员都是迫切需要的,所以请刘少奇将讲演稿修改整理成文章。刘少奇把文章写好后交张闻天。按照当时《解放》周刊的工作惯例,凡是重要文章都先送毛泽东那里。毛泽东打破常规,用最短的时间很快就看完了,立即退给编辑部,并给吴黎平写了一封短信,说少奇同志这篇文章他看了,写得很好,这篇文章“提倡正气,反对邪气”,是一篇很有用的文章,应当快些。编辑部接到毛泽东的指示后,立即发排付印,在《解放》周刊第81-84期上刊出,题为《论共产党员的修养》。 整风运动开始的时候,党中央规定了22篇学习文件,毛泽东曾亲自在干部会议上宣布了这些干部必读文件,《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就是其中的一篇。1943年被正式编入解放出版社的《整风文献》。 一次未实现的毛蒋西安谈判 1942年8月14日,周恩来应约会见蒋介石。蒋介石向周恩来提出,拟在西安约毛泽东一谈。周恩来答复说待延安答后即告。当日,周恩来将见蒋情况电告毛泽东,并说蒋欲见毛泽东的目的“未可删”。周恩来提出两个办法:以林彪为代表,赴西安见蒋;要求蒋带周至西安,然后周飞延安,再偕一人回西安见蒋。 8月17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复周恩来电,指出:“毛现患感冒不能启程,拟派林彪同志赴西安见蒋,请征蒋同意。如能征得蒋同意带你至两安,你同延面谈一次,随即偕林或朱赴西安见蒋更好。” 8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国际国内形势问题。会议认为丘吉尔和斯大林从8月12日至15日进行了会谈,讨论关于建立第二战线问题,在这种国际形势下,中国局势有好转可能。 8月19日4时半,毛泽东急电周恩来,指出:“依目前局势我似应见蒋,我感冒已十日,过几天要动也可以动”。“关于我见蒋,中央亦尚未作最后决定”。周恩来即日又致电毛泽东:与蒋会晤时间“似嫌略早”,可由林彪或朱德“先打开谈判之门”;如蒋约林或朱来渝,也可答应,“以便打开局面,转换空气;一俟具体谈判有眉目”,毛泽东再来渝。 8月25日,毛泽东修改《中情通报十八号》。通报的内容是最近日苏关系及国共关系。通报指出:斯大林、丘吉尔会谈后,反希特勒战争即将进入决战的阶段,这是整个战争的新形势。国民党近已放弃了5月间的军事反共计划,而采取政治上解决国共关系的方针。蒋介石两次见周恩来谈话,国共关系确有走向好转的趋势。毛泽东在修改时加写了三段话,其中说:“由于缅甸失陷,西南国际断绝,迫使国民党不能不注意西北国际道路,并与苏联增强外交关系”。“加以地方与中央的矛盾,财政税收的困难,人民对负担的不满,其内部困难日益增加,如再扩大反共战争,将至不可收拾,这亦是对国共关系避免军事解决改取政治解决的重要原因”。“由于我一贯实施争取好转的政策,特别是今年‘七七’宣言,重申我党拥蒋合作方针,这不能不起促进好转的作用”。 8月29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蒋到西安时,决先派林彪见蒋,然后我去见他。依目前国际国内大局,我去见蒋有益无害,俟林彪见蒋后即确定我去时间。” 9月3日,毛泽东复电周恩来,重出亲自见蒋介石的重要性。指出:“目前不在直接利益我方所得之大小,而在乘此国际局势有利机会及蒋约见机会我去见蒋,将国共根本关系加以改善。这种改善如果做到,即是极大利益,哪怕具体问题一个也不解决也是值得的。蒋如约我到重庆参加十月参政会,我们应准备答应他。蒋在兰州待了半个月,这几天可能即到两安。林彪准备在蒋电约后即动身去,我则在林去后再定去西安的日期。” 9月5日,周恩来致电毛泽东,再次陈述对毛泽东会见蒋介石一事的意见。认为毛见蒋“时机尚未成熟”,蒋对人“包藏祸心”,“对我党我军的观念,仍为非合并即大部消灭”,国际国内局势也“非对我有利”。周恩来指出毛与蒋会晤可出现的一种前途不能不防,即蒋“约毛来渝开参政会后,借口留毛长期驻渝,不让回延”。“若如此,于我损失太大”。因此,提议林彪出面,“不将话讲死,看蒋的态度和要解决的问题,再定毛是否出来”。 毛泽东采纳了周恩来的这一提议。 9月15日,毛泽东复电周恩来,指出:“国内关系总是随国际关系为转移,第一次反共高潮发生于德苏协定、苏芬战争及英美反苏时期,第二次反共高潮发生于德苏协定继续存在,英美苏关系仍未好转而轴心则成立三国同盟时期。自苏德战起,英美苏好转,直至今天,国共间即没有大的冲突。这个期间,又分两段,在英美苏未订具体同盟条约及滇缅路未断以前,蒋的亲苏和共决心仍是未下的,在此以后,他才下这个决心。我们估计这个好转的方向是定了,目前任务是促成谈判,促成具体解决问题,故应避免一切枝节”。还告知:林彪昨晨已乘车起身,闻蒋介石已返渝,我们仍要林彪到西安后赴渝,以期打开商谈门路。 得知日本宣布投降的消息 1945年8月10日凌晨,日本裕仁天皇在御前会议上批准外务省提案,表示日政府愿意接受波茨坦宣言,准备无条件投降,惟一要求是保留天皇。当天,日本政府经过瑞士、瑞典政府向交战各国发出乞降照会。 傍晚,延安新华通讯社新闻台从路透社、合众社收译到十万火急的电报:“日本投降了!”“日本天皇已经接受盟国条件,宣布投降!”在场的副社长吴文焘飞步出窑,赶往社长博古的住处,真不凑巧,博古刚好外出。吴文焘顺手捻亮桌上的煤油灯,摇动挂在墙上的皮盒子里的电话机,接通了毛泽东的电话。接电话的是叶子龙。吴文焘说:“这里是新华社,有重要新闻,快请毛主席!”很快,毛泽东来接电话了。吴文焘向毛泽东报告了收译到的电报内容,兴奋地说:日本投降了!毛泽东听到后第一句 话就是:“噢,那好啊!”随即嘱咐新华社新闻台有新情况时继续汇报。不一会儿,博古在毛泽东处给新华社打电话,要他们在电话机旁等候中央指示。此时,延安的清凉山上已响起了一片欢呼声,大家奔走相告,呼喊着:“日本投降了!”“日本投降了!”群众纷纷走上大街,扭起秧歌,举了火炬游行,整个延安城沸腾了。 约在半夜时分,新华社就得到从枣园传来朱总司令签名的、勒令敌伪向八路军、新四军投降的延安总部第一号命令,由新华社向全国广播。 第二天,即8月11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日本投降后中国共产党任务的决定。决定指出:“苏联参战后,日本已宣布投降。国民党积极准备向我解放区‘收复失地’,夺取抗日胜利的果实。这一争夺战,将是极猛烈的”。“目前阶段,应集中主要力量迫使敌伪向我投降,不投降者,按具体情况发动进攻,逐一消灭之,猛力扩大解放区,占领一切可能与必须占领的大小城市与交通要道、夺取武器与资源,并放手武装基本群众,不应稍有犹豫”。“国共谈判将以国际国内新动向为基础,考虑其恢复,延安对美国与国民党的批评暂时将取和缓态度。但各地对蒋介石绝对不应存在任何幻想,必须在人民中揭露其欺骗,对蒋介石发动内战的危险,应有必要的精神准备,但目前阶段主要注意力应集中于解决敌伪,勇敢、坚决、彻底地夺取最大胜利,不可分散注意力”。 中共中央准备搬迁到清江浦 政治协商会议通过政府改组案、和平建同纲领案、军事问题案、国民大会案、宪法草案案,这些协议实际上否定了国民党的独裁和内战政策,在当时情况下对人民是有利的。中国共产党真诚地谋求国内和平,不遗余力地争取有利于人民的和平发展道路,对于政协的协议也是真诚地准备付诸实施。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开始酝酿准备南迁的问题。 早在1945年8月26日,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前夕,他就曾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议论过抗日战争胜利后延安的地位。毛泽东说:延安之所以重要,一因打日本,一因蒋介石在重庆,即都是偏安之局。如蒋介石回到南京,延安就不那么重要了。当然,不要轻易搬家。 1946年1月28日,政协决议通过前夕,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将来我们要参加国民政府、行政院,党中央要考虑搬到国府所在地去。2月2日,中央书记处在讨论如何实施政协决议时,刘少奇说:华中我们应保留,也可能党中央将来搬去。这个问题也要告诉周恩来。朱德随即表示了相同的意见。同一天,中共中央致电陈毅,指出必须巩固华中现有地区,因中央机关将来可能迁淮阴办公。2月6日,刘少奇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又说:如果改组政府确定了,党中央的工作中心会搬过去。因此,党中央机关要考虑搬家问题,搬到离国民政府近一些的地方。 3月4日傍晚,毛泽东、朱德宴请三人军事小组和军调部三委员。在晚会上张治中说:“你们将来写历史的时候,不要忘记‘张治中三到延安’这一笔!”毛泽东立即插话:“将来你也许还要四到延安、五到延安,怎么只说三到呢?”张治中机智和真诚地回答:“和平实现了,政府改组了,中共中央就应该搬到南京去,你也应该到南京去,延安这地方,我不会再有第四次的机会了!”毛泽东为张治中的话所感动,他认真地说:“是的,我们将来当然要到南京去,不过,听说南京热得很,我怕热,希望常住在淮安,开会就到南京。” 3月12日至25日,中国民主同盟秘书长粱漱溟访问延安。以后梁漱溟回忆说,在访延期间,毛泽东曾同他说:“中共中央准备搬到清江浦,我也准备参加国民政府,做个委员,预备在南京住几天,在清江浦住几天,来回跑。” 但是,随着蒋介石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协议,大举进攻解放区,中共中央改变了“和平民主新阶段”已经到来的估计,中共中央准备南迁淮阴的拟议也就理所当然地取消了。

9月3日,毛泽东复电周恩来,重申亲自见蒋介石的重要性。指出:“目前不在直接利益我方所得之大小,而在乘此国际局势有利机会及蒋约见机会我去见蒋,将国共根本关系加以改善。这种改善如果做到,即是极大利益,哪怕具体问题一个也不解决也是值得的。蒋如约我到重庆参加十月参政会,我们应准备答应他。蒋在兰州顿了半个月,这几天可能即到西安。林彪准备在蒋电约后即动身去,我则在林去后再定去西安的日期。”

1.国共两党重开谈判大门

  因此,蒋毛见面的前途可能有两个:一、表面进行得很和谐,答应解决问题而散。  

蒋介石和国民党当局在这段时间内,对国共关系的态度处在怎样的状况?

8月19日4时半,毛泽东急电周恩来,指出:“依目前局势我似应见蒋,我感冒已十日,过几天要动也可以动”。“关于我见蒋,中央亦尚未作最后决定”。周恩来即日又致电毛泽东:与蒋会晤时间“似嫌略早”,可由林彪或朱德“先打开谈判之门”;如蒋约林或朱来渝,也可答应,“以便打开局面,转换空气;一俟具体谈判有眉目”,毛泽东再来渝。

提到蒋介石与毛泽东会晤,人们就会想起1945年8月蒋介石三次电邀毛泽东赴重庆,毛泽东欣然接受邀请,偕周恩来等赴重庆谈判的事。少有人知的是,在1942年的国共谈判中,蒋也曾向中共方面表示,说他很想与毛会晤。只是,由于种种原因,蒋介石未能如愿以偿。

  第二方案,要求蒋介石带周恩来去西安,周恩来再由西安飞延安,陪一位中共中央代表前去西安见蒋。这一位代表可以是林彪或朱德。  

相对缓和的局面

8月29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蒋到西安时,决先派林彪见蒋,然后我去见他。依目前国际国内大局,我去见蒋有益无害,俟林彪见蒋后即确定我去时间。”

毛泽东与中央其他领导人进行磋商,认为:蒋既提出要会晤,断然拒绝,显得中共缺乏团结诚意,会为蒋拒绝解决中共提出的政治悬案和加紧反共造成口实,且容易引起大后方的各界民主人士的误解,使共产党陷于被动局面。因此,毛泽东于8月19日致电周恩来,电文说“依目前局势,我似应见蒋”。

  次之,在局势方面,并非对我有利:  

本来,皖南事变发生后共产党的参政员拒绝出席国民参政会二届一次会议,在国内外产生很大影响。现在,情况有了变化。1942年7月6日,毛泽东致电董必武:“为争取国共好转,我们准备出席参政会,不争名额,但以维持原额为宜。” 毛泽东致董必武电(1942年7月6日)。

8月25日,毛泽东修改《中情通报十八号》。通报的内容是最近日苏关系及国共关系。通报指出:斯大林、丘吉尔会谈后,反希特勒战争即将进入决战的阶段,这是整个战争的新形势。国民党近已放弃了5月间的军事反共计划,而采取政治上解决国共关系的方针。蒋介石两次见周恩来谈话,国共关系确有走向好转的趋势。毛泽东在修改时加写了三段话,其中说:“由于缅甸失陷,西南国际断绝,迫使国民党不能不注意西北国际道路,并与苏联增强外交关系”。“加以地方与中央的矛盾,财政税收的困难,人民对负担的不满,其内部困难日益增加,如再扩大反共战争,将至不可收拾,这亦是对国共关系避免军事解决改取政治解决的重要原因”。“由于我一贯实施争取好转的政策,特别是今年‘七七’宣言,重申我党拥蒋合作方针,这不能不起促进好转的作用”。

周恩来觉得会晤有风险。19日复电说:“目前……虽有以政治解决趋势,但具体问题尚未谈到,且实行压迫一无减轻,而会晤地点又在西安,因此,蒋会晤似嫌过早。”周建议说:最好派林彪或朱德“先打开谈判之门”,如蒋约林或朱来渝,也可答应,“以便打开局面,转换空气,一俟……有眉目,你再来渝便可见渠”。

  毛泽东见到周恩来这一电报,以为有理,遂打消了与蒋介石会晤的念头。这样,毛泽东第四次婉拒蒋介石的会晤之邀。  

7月9日,毛泽东致电正在山东、准备返回延安的刘少奇,对此作了说明:“国内外局势是很有利的。反希特勒斗争今冬明春就有胜利希望,如此则明年秋冬就有战胜日本希望。苏、英、美三国团结得很好,影响到国共关系亦不会很坏。我们的方针是极力团结国民党,设法改善两党关系,并强调战后仍须合作建国。”“在此国际总局势下,国民党在战后仍有与我党合作之可能,虽然亦有内战的另一种可能,但我们应争取前一种可能变为现实。因此就须估计日本战败从中国撤退时,新四军及黄河以南部队须集中到华北去,甚至整个八路、新四须集中到东三省去,方能取得继续合作的条件。” 毛泽东致刘少奇电(1942年7月9日)。虽然以后局势的发展又遇到许多原来难以估计到的复杂情况,但它确实反映出毛泽东对战略性的大事总是想得很远,预先设想有几种发展的可能和应对的方案,也表明中国共产党在战后提出的合作建国、和平民主新阶段等主张,并不只是宣传的手段,而是真诚的愿望。

毛泽东采纳了周恩来的这一提议。

当日,周恩来致电毛泽东报告情况。周恩来分析说:蒋介石欲见毛泽东的目的“未可测”。对于如何答复蒋提出的要求,周恩来提出两个办法:一是以林彪作为毛泽东的代表,赴西安见蒋;二是要求蒋带周恩来至西安,然后让周飞延安,再偕一人回西安见蒋。这既体现出中共对蒋的尊重,也有助于通过进一步接触摸清蒋的真正意图。

  毛泽东采用了第一方案,又兼及第二方案。  

这次准备用来进攻陕甘宁边区的胡宗南部在蒋介石眼中可说是首屈一指的嫡系部队,蒋介石对它寄以极大期望,所以特地把它放在西北监视中国共产党,但该部长期不参与抗日作战的结果,换来的却是战斗力的减弱和丧失。蒋介石在第二年日记中谈到胡宗南部对日作战不力时写道:“本日胡宗南所部在宝鸡虢略镇之线,其师长擅自撤退,以致所有计划完全无效。宗南专在西北训练军队而未使用者五年之久,预备其在最后反攻之用,中外人士皆以此军为生力最坚强之部队,而此次败退之军队,尤为其中最精强者,今结果如此。”“寸衷惭惶,实为从来所未有;而痛心怒愤,亦为从来所未有。” 蒋介石日记(1944年6月10日)。其实,不用来抗日而放在后方专用以防共的军队,它的结果如此,丝毫不足为奇。如果他们当时真向边区发动军事进攻的话,其结果同样可想而知。

8月17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复周恩来电,指出:“毛现患感冒不能启程,拟派林彪同志赴西安见蒋,请征蒋同意。如能征得蒋同意带你至西安,你回延面谈一次,随即偕林或朱赴西安见蒋更好。”

10月7日,林彪由延安飞抵重庆。13日,林彪先与国民党谈判代表张治中接触,并在他的陪同下见到蒋介石。林彪与蒋介石有着在黄埔军校时的“师生”关系。蒋介石对林彪表现得很热情和客气。林彪首先说:本来是毛泽东准备前来的,毛泽东很想与委员长作一次会谈。只是在最近患了伤风,只好派他作为毛泽东的代表先来。蒋介石听了,是否猜出这是托词,不得而知。但他还是请林彪转达他向毛泽东的问候。

  (一)蒋对局势的看法,一面承认日寇有续攻中国可能,而英美一时无大力援华,且反内战,但何(应钦)等却看到苏联今日处境需要对华让步,英美亦须中国拖住日本,他正好借此依他的想法解决西北及国内问题。  

中共中央从情报和国民党军队调动、粮弹运输的实际活动中得悉这一动向。7月4日,朱德致电胡宗南揭露这一严重事实,呼吁团结,避免内战。当天,毛泽东致电正在西安、准备回延安的周恩来、林彪:“近日边区周围国方部队纷纷调动增加,准备进攻,有于数日内爆发战争可能。内战危机,空前严重。” 毛泽东致周子健转周恩来、林彪电(1943年7月4日)。6日,朱德又致电蒋介石、何应钦、徐永昌,以强烈的语调写道:“自六月十八日胡副长官到洛川召开军事会议后,边境突呈战争景象,河防大军,纷纷西调,粮弹运输,络绎于途,道路纷传,中央将乘共产国际解散机会,实行大举剿共。”“若遂发生内战,兵连祸结,则抗战团结大业势将破坏,而便日寇坐收渔利,并使英、美、苏各友邦之作战任务亦将受到影响,心所谓危,不敢不告。” 《中国共产党抗日统一战线文件选编》,第654、655页。

9月15日,毛泽东复电周恩来,指出:“国内关系总是随国际关系为转移,第一次反共高潮发生于德苏协定、苏芬战争及英美反苏时期,第二次反共高潮发生于德苏协定继续存在,英美苏关系仍未好转而轴心则成立三国同盟时期。自苏德战起,英美苏好转,直至今天,国共间即没有大的冲突。这个期间,又分两段,在英美苏未订具体同盟条约及滇缅路未断以前,蒋的亲苏和共决心仍是未下的,在此以后,他才下这个决心。我们估计这个好转的方向是定了,目前任务是促成谈判,促成具体解决问题,故应避免一切枝节”。还告知:林彪昨晨已乘车起身,闻蒋介石已返渝,我们仍要林彪到西安后赴渝,以期打开商谈门路。

3.中共派林彪见蒋探虚实

  毛泽东提及的“滇缅路”,即云南至缅甸的滇缅公路。当时,这是蒋介石的咽喉之路。因蒋介石偏居于西南一隅,英、美的军用物资需沿滇缅公路源源运往重庆。四月二十九日,日军占领了缅甸腊戍,切断了滇缅公路,卡住了蒋介石的咽喉。虽说英美从此改为空运,但一则空运运量有限,二则飞机要飞越喜马拉雅山,运输十分困难,蒋介石不得不倚重经苏联而来的陆路运输。  

7月21日和8月14日,蒋介石两次约谈周恩来。第一次会面时,蒋介石说已指定张治中和刘斐同中共谈判,国民党的联络参谋仍将去延安。第二次谈话时,蒋介石表示想好好解决国内问题,并且表示他一星期后将去西安,想在那里同毛泽东会面,请周恩来电告延安。周恩来立刻致电毛泽东,分析蒋介石这次约见毛泽东,“在态度上还看不出有何恶意,但在其初步解决新疆及回回问题之后,他又自己北上布置,其目的未可测”。他提出两个办法供中共中央选择:一是毛泽东称病,以林彪为代表,到西安见蒋介石一谈;二是要求蒋介石带周恩来到西安,然后由周恩来飞延安,偕一人回西安见蒋。他估计前一个办法可行。 周恩来致毛泽东电(1942年8月14日)。他这两点建议,事实上就是认为毛泽东此时去见蒋介石的条件并不成熟。中共中央书记处同意周恩来的第一个办法,并在8月17日复电周恩来:“拟派林彪赴西安见蒋。”《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449页。

9月5日,周恩来致电毛泽东,再次陈述对毛泽东会见蒋介石一事的意见。认为毛见蒋“时机尚未成熟”,蒋对人“包藏祸心”,“对我党我军的观念,仍为非合并即大部消灭”,国际国内局势也“非对我有利”。周恩来指出毛与蒋会晤可出现的一种前途不能不防,即蒋“约毛来渝开参政会后,借口留毛长期驻渝,不让回延”。“若如此,于我损失太大”。因此,提议林彪出面,“不将话讲死,看蒋的态度和要解决的问题,再定毛是否出来”。

毛泽东得知蒋介石要与他会晤,也认为是大事。他分析认为:国民党从1939年颁布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后,于1940年初和年底前后发动两次反共高潮。中共抱着团结忠诚,始终以民族大义为重,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1941年初,在皖南事变中新四军遭受惨重损失情况下,共产党仍忍辱负重,仅展开了对国民党的政治斗争。共产党不过分刺激国民党人,目的就在于求得和国民党改善关系。在不久前,中共发表为纪念“七七”抗战5周年宣言,重申“拥护蒋委员长领导抗战”。宣言发表后,在大后方各界引起了积极反响,这也有助于减轻国民党人对共产党的敌视程度。蒋介石要会见中共领导人,可能是他对中共所作的一种积极回应。

  蒋介石说起一个星期以后他要去西安:“想在西安约毛泽东先生一晤。请你速电延安。”  

这是中国共产党以郑重形式公开发表的在国共关系上争取和解的政治信号。

1942年8月14日,周恩来应约会见蒋介石。蒋介石向周恩来提出,拟在西安约毛泽东一谈。周恩来答复说待延安答后即告。当日,周恩来将见蒋情况电告毛泽东,并说蒋欲见毛泽东的目的“未可测”。周恩来提出两个办法:要求蒋带周至西安,然后周飞延安,再偕一人回西安见蒋。

蒋介石要会见毛泽东,事关重大。周恩来感到既意外又突然:蒋介石惯于目空一切,动辄以“领袖”自居,他主动要会晤毛泽东,是他一贯坚持的反共立场有了变化?或是出于团结诚意,真如他所言,想通过会晤来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蒋介石是不是还有其他不可告人的目的?周恩来一时搞不清蒋介石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随即答复说:他将尽快向延安方面报告,一有答复即转告。

  二、约毛来渝开参政会后,借口留毛长驻渝,不让回延(此着万不能不防)。若如此,于我损失太大。我们提议林出勿将话讲死,看蒋的态度及要解决的问题如何,再定毛是否出来。  

9月1日,毛泽东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上说:“提出各党派组成真正的国民政府是否已成熟?各小党派是需要的。”“美国有训令给高士,要促成中国的联合政府。谢问我们口气:如何实现?我说:召集各党派代表会,成立联合政府,共同抗日,将来建国。”毛泽东接着又说:“打不打共产党?一定要打是蒋的愿望,可能不打是五个条件(美、日、共党、人民及国民党内部)。我们的政策,也放在争取不打、争取国民党变上。”“联合政府,三条政纲,可在答复张、王时提出。” 毛泽东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上的发言(1944年9月1日)。毛泽东不久后还作了说明:“联合政府是具体纲领,这个口号好久未想出来,不易。这是由于国民党溃退、欧洲联合政府、国民党说我们讲民主不着边际三者而来的。口号一出,重庆如获至宝,人人拥护,没料到。” 毛泽东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上的发言(1945年3月31日)。

8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国际国内形势问题。会议认为丘吉尔和斯大林从8月12日至15日进行了会谈,讨论关于建立第二战线问题,在这种国际形势下,中国局势有好转可能。

1942年夏,经过前段时期严重军事、政治冲突的国共紧张关系又出现缓解。7月中旬,驻重庆中共代表团领导人周恩来向国民党方面提出,希望能同蒋介石作一次面谈。7月21日,蒋介石会见了周恩来。

  亲苏必亲共。蒋介石也就希冀改善与中共的关系。  

这些话把蒋介石的内心世界说得一清二楚,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在望,消灭中国共产党已成为他心目中的“唯一关键”,这个根本点他是决不会有丝毫改变的,但他没有公开说出来,只是写在日记本上。他说要使俄英“不再干涉我内政”,其实当时对他起着最大制约作用的是美国。当对日战争正在进行、日本陆军主力还集中在中国大陆,为了迫使日本军国主义势力投降,美军不得不考虑在中国登陆作战的时候,如果没有中国军队全力以赴地对日军作战,美军在登陆后必将付出惨重的伤亡代价,这涉及它的重大国家利益,因此不能容许蒋介石在此时发动内战。而全国老百姓在国难深重时自然强烈地反对内战。国民党自身实力有限,内部又矛盾重重,这些都是蒋介石不能不考虑的因素。他在9月10日的日记中写道:“昨晚约集文武干部,检讨对共决议文,最后决将隔绝匪区与取消其军队名号之处分二点完全取消,以国际环境与战争局势尚非制裁之时机,故暂不加以处分,但将其罪恶仍全部声明以明功罪与是非也。” 蒋介石日记(1943年9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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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延安方面即安排林彪去重庆。为免使蒋介石生出戒心,毛泽东于9月8日致电周恩来特别交代,说:“林彪见蒋时,关于我见蒋应说我极愿见他,目下身体不太好,俟身体稍好即可出来会见,不确定时间。”毛还就国共谈判时共产党应采取的原则问题作了说明。他说:“目前似已接近国共解决历史悬案相当恢复和好时机,对于国民党压迫各事,应极力忍耐,不提抗议,以求悬案之解决与和好之恢复。”

  在周恩来看来,第二方案,如派出的是朱德,蒋介石也许会同意。  

“联合政府”主张的提出,引起极大的轰动。《大公报》报道说:“昨日上午国民参政会的两次公开大会,呈现了自该会成立以来的未有的盛况。所有报到的参政员大致全体出席,旁听席都坐满了,又在隙地加凳,还有坐不下的就站着听。” 《中共问题之公开,民主统一的进步》,《大公报》1944年9月16日。连蒋介石第二天到会报告时也说:“我觉得林参政员昨天在会场的报告,其观点与主张如何,姑不具论,但其态度甚好,我甚为佩服。” 孟广涵主编:《国民参政会纪实》下卷,重庆出版社,1985年,第1372页。会后,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许孝炎特别嘱咐各新闻部门:“关于联合政府的问题,千万不要见报。”中央通讯社在报道中将林伯渠这段话全部删去。但9月17日的《新华日报》上还是全文发表了这个报告。“报纸贴在街上,围看的人很多。报纸多销了几千份。” 毛泽东在中央党校向去前方干部的报告(1944年10月25日)。外国记者也纷纷向海外发出新闻稿,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周恩来决意打消毛见蒋的念头。9月5日,他复电说:见蒋时机不成熟,蒋对人“包藏祸心”,局势也“非对我有利”。鉴于英、美需要中国拖住日本,苏联需要对华让步,蒋介石与英、美、苏关系有了改善,他可能认为目前正是解决共产党和陕甘宁边区的好机会,甚至还会以为中共纪念“七七”宣言已表明中共向他屈服。毛如与蒋会晤,蒋还会利用这件事“打击地方和民主势力,以陷我于孤立”境地。

  (二)蒋对我党我军的观念仍为非合并即大部消灭;  

统一战线中如何正确处理联合和斗争的关系,是一个极大的难题。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曾在很长时间内把这两者割裂以至对立起来:说你好,就只讲联合,不讲斗争;说你不好,就只讲斗争,不讲联合。至于在联合时怎样进行必要的恰当的斗争,在斗争中时怎样仍能保持联合的局面,就更不清楚了。结果,犯了右倾或“左”倾的错误,吃了大亏。

接着,林彪就谈起敌后战场上抗日艰苦情况,蒋介石表现得较感兴趣。但当林彪提到华中新四军番号被撤销,合法政治地位被剥夺问题时,蒋介石马上打断林彪的话头,说:“你以后不要提新四军了,你是我的学生!”这话无疑表明了蒋介石反共的本质根本未改。林彪继又提起停止全国军事进攻等“三停三发两编”问题。话不投机,蒋介石显得很不耐烦,频频看手表,与林彪草草结束了谈话。

就在蒋介石就任中国战区盟军最高统帅之际,毛泽东于一月八日给周恩来发来电报:“我们方针是巩固自己,待机观变。”国共关系不好不坏,不冷不热,相对稳定。蒋介石跃为国际领袖,毛泽东则在延安一边“待机观变”,一边“巩固自己”。毛泽东正是为了“巩固自己”,在延安作了一系列报告,开展了著名的延安大整风:一九四一年五月作《改造我们的学习》;一九四二年二月一日作《整顿党的作风》;一九四二年二月八日作《反对党八股》;一九四二年五月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的这一系列报告,强调要整顿中共的党风、学风、文风,亦即整顿“三风”。中共自一九二一年七月创建,至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经历了“一右三‘左’”的“左”摇右晃。自从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为中共领袖(名义上的中共中央总负责为张闻天)之后,一直忙于东征西战,坐不下来。直至此时,毛泽东抓住了国共关系相对稳定之机,“巩固自己”,开展延安整风,整顿思想、整顿组织、整顿军队、整顿文艺。对于中共而言,延安整风,使中共经历了一个脱胎换骨的过程。毛泽东呢?他正是在这一过程中,把他的思想、理论系统化,形成了众所周知的“毛泽东思想”。就在国共关系平平稳稳的日子里,忽然从蒋介石嘴里传出不平常的信息:他要邀请毛泽东去西安,在那里跟他见面!屈指算来,这是蒋介石第四回邀请毛泽东了:头一回,邀毛泽东到南京见面;第二回,请毛泽东去武汉;第三回,约毛泽东赴西安;这一回,又是要约见毛泽东于西安。  

毛泽东这段话讲得很完整,首先是“我们反对破裂,反对内战”,只要蒋介石还在抗日,只要“挽救破裂危机的可能性也有”,就要努力争取这种可能,同时也要作好应付坏的准备。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中央宣传部致电各地党委:“《解放日报》从十月六日起,暂时停止登载揭露国民党的言论,以示缓和,看一看国民党是否有政治解决及缓和时局的趋向。” 中共中央宣传部致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并转各区党委电(1943年10月5日)。中共中央还公开表示愿意恢复两党谈判。这为下一年5月林伯渠去西安、重庆谈判作了铺垫。

8月14日,周恩来又一次见到蒋介石。周恩来就国共之间悬而未决的一系列遗留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蒋介石听了,表示说,抗战后国共两党虽又团结合作,但双方在许多问题上难取得一致,问题之多,积重难返,非一两次谈判就能解决。他说迫切希望能与毛泽东好好谈一谈,地点可以选择在西安。

  (三)毛出为谋改善根本关系,而蒋则利用此机会打击地方和民主势力,以陷我于孤立。  

蒋介石在6月13日日记中已写道:“潼关危急,湘战正烈,实为战局最不利之一日。”7月24日日记:“召见二十余人,所见所闻皆为败象坏事。” 蒋介石日记(1944年6月13日、7月24日)。徐永昌在8月25日日记中写道:“敬之迩来每遇不合理事,辄加慨叹曰:我看要亡国。”9月13日日记:“人人言我国兵好官不好。”9月30日日记:“近来由于舆论之恶孔及军事责何之日甚,更有讥骂二陈者,外报因亦有必去孔何二陈,中国乃能言改革之言论。日来议者以为蒋先生若不能去诸子,其自身亦不能见谅于国人云。” 《徐永昌日记》第7册,“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年,第418、432、447页。

在电报中,周恩来还分析了蒋介石要会晤毛泽东的可能目的和出现的情况:一是“表面和谐,答应解决问题而散”。二是“约毛泽东来渝开参政会,借口留毛泽东长期驻渝,不让再回延安”。周恩来指出:“此着万不能不防”!但周恩来提议说:在林彪前来见蒋后,要注意“勿将话讲死,看蒋的态度及要解决的问题,再定毛是否出来”。毛泽东采纳了这一意见。

  第一方案,毛泽东称病,派林彪为代表到西安去见蒋介石。  

走向抗战胜利

蒋欲与毛会晤,仅是1942~1943年国共谈判中的一个插曲。事实表明,1942年前后,国共两党从根本上改善关系的时机并不成熟。如果毛与蒋会晤,很难预料会出现何种结局。周恩来力阻毛与蒋会晤无疑是正确的,他纯粹是出于对党的领导人的爱护。

  (一)蒋虽趋向政治解决,但他之所谓政治是要我们屈服,绝非民主合作;  

日本偷袭美国珍珠港在同年12月8日清晨发生,美、英等国当日对日本宣战。第二天,中国正式对日宣战,同时对德、意宣战。11日,美国也对德、意宣战。1942年1月1日,中美英苏等26国在华盛顿签署联合宣言,“保证全力对轴心国家作战,决不单独与敌人媾和”郭廷以:《中华民国史事日志》第4册,“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5年,第192页。。1月3日,同盟国宣布,蒋介石担任中国战区盟军最高统帅。这样,中国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主要成员之一。这对蒋介石的国内政策自然产生重大影响。

2.周恩来认为时机还未到

  蒋介石先是在七月二十一日约见周恩来,提出重开国共谈判。毛泽东在七月三十一日致刘少奇的电报中,这样谈及国共关系的新趋势:最近恩来见蒋谈的还好,蒋已重新指定张治中、刘为章和我们谈判,另指定卜士奇任日常联络,蒋之联络参谋继续来延安,都是好转征兆,但不能求之过急。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十七册,一九八五年版。这样,正是在国共关系好转之际,蒋介石提出了与毛泽东晤会。  

王世杰在7月20日日记中还有一段有趣的记载:“今晨予电告何敬之,请其停止发表关于第十八集团军攻击友军之消息,因国际反响已不甚好。何应允,但其部属率无政治常识,仍不肯中止此项宣传。新华日报之辩驳,则被检查机关删扣。外间人士所得之印象殊不好。蒋先生亦嘱陈布雷通知军委会停发此类消息。” 《王世杰日记》第3册,第114、115页。这种事虽引人发笑,毕竟仍使国内紧张的政治空气有所缓和,人们可以感觉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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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蒋介石发出这一信号,是在一九四二年八月十四日,蒋介石在重庆约见周恩来之时。  

得知国民党当局实际上拒绝四项意见后,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叶剑英又在1943年2月7日致电各战略区域:“国际国内的政治形势日趋好转,国方上层虽仍采拖的办法,而且局部与下层已发现迫切需要与我党我军调整关系的现象;我们应不放松每一机会和每一小的事件,主动地加强局部统战工作,改善关系,以求更加促进国内整个形势的好转。各区应本此方针,按具体情况执行,并报告我们。如有磨擦事件,必须先经报告批准,不许自由行动。” 《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第632页。

其后,周恩来、林彪屡次与国民党有关代表交谈,但对方缺乏谈判诚意,总是采取敷衍态度,一旦涉及具体问题,谈判即告中断。在谈判期间,蒋介石再也不提要会见毛泽东的事。直至国民党又一次发动反共高潮,两党谈判大门再次关闭。

  周恩来的电报,是打给中共中央书记处,由康生收下。  

中共中央尽管在舆论上发动了猛烈攻势,在军事行动上依然十分谨慎,特别是防止武装冲突扩大。第四天,中央书记处致电山东分局并告北方局:“对友好者坚决团结之,对顽固而暂时尚未向我进攻者则设法中立之,对向我进攻者则坚决反击之。这就是你们应对各派国民党军队的原则。” 中共中央书记处致山东分局并告华北局电(1943年7月15日)。

毛泽东采纳周恩来的意见,他于8月29日和9月3日先后致电周:中央已决定先派林彪见蒋谈判,根据会谈情况,再确定我去西安时间。毛特别指出:根据目前局势,“我去见蒋有益无害”。

  (二)中共“七七”五周年宣言,本是我党历年主张的发展,而他却认为由于苏联让步,中共亦不得不屈服。  

在这样一片大好形势下,蒋介石却急于把反共问题提到更加重要的地位。他在8月31日“本月反省录”中写道:“自本月战况之效果而论,我联盟国之胜利基础已经确立,而且最后击灭轴心与倭寇之期亦可如所预料,当不出明年之内也。自此我国受倭之危险虽未能完全祛除,然已减少大半。今后之问题全在对内之共匪如何肃清,国家统一之基业如何巩固,以及对外之俄英如何使之不再干涉我内政。此为我革命成败、国家兴亡之唯一关键。但共匪不灭,则对内对外之隐忧,皆不能消除也。故一切问题皆应集中于剿共一点,能不为之戒惧乎哉?” 蒋介石日记(1943年8月31日),“本月反省录”。

  毛泽东于八月二十九日、九月三日两度致电周恩来,与他切磋此事:“蒋到西安时,决先派林见蒋,然后我去见他。依目前国际国内大局,我去见蒋有益无害,俟林见蒋后即确定我去时间。”“乘此国际局势有利机会及蒋约见机会,我去见蒋,将国共根本关系加以改善。这种改善如果做到,即是极大利益,哪怕具体问题一个也不解决也是值得的。蒋如约我到重庆参加十月参政会,我们应准备答应他。”“林彪准备在蒋电约后即动身去,我则在林去后再定去西安日期。”周恩来反复考虑之后,于九月五日复一长电给中共中央书记处,详陈己见。周恩来仍然以为:“见蒋时机尚未成熟。”周恩来陈述了如下理由:  

德国进攻苏联是以突然袭击的形式开始的。当晚,英国首相丘吉尔宣布援苏政策。6月25日,美国总统罗斯福也宣布对苏援助。这是国际关系的一个重大变化。蒋介石和国民党当局一向是亲近英美,特别是美国的。美、英对苏联态度的变化,不能不对他们产生重大影响。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王世杰在22日当天日记中写道:“在此际,我方之政策应使苏联与英美接近,不能与日本妥协。故予于今日两度向蒋先生提议,我报纸一律表示同情于苏联之抗战。蒋先生亦同意。予于夜间通知各报务一律拥护此国策。”《王世杰日记》第3册,“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年,第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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