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行考古学文化及其谱系的研究,但提起夜郎古

    由于文献记载有限,战国秦汉时期云贵高原历史和文化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考古发掘与考古学的研究。20世纪50年代以来,云贵高原发现了大量战国秦汉时期的考古遗存。这些遗存以墓葬为主,另有少量居住遗存和手工业遗址。本文从考古材料出发,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战国秦汉时期云贵高原的考古学文化展开综合性的研究,分别就这一时期云贵高原的土著青铜文化和汉文化进行疏理,并考察二者关系,探讨当时的社会文化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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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墓主身份分析 

西南夷地区考古的新起点——杨勇《战国秦汉时期云贵高原考古学文化研究》评介 发布时间:2011-11-30文章出处:中国文物信息网作者:赵德云点击率:

第五,滇东黔西地区的青铜文化在较为发达的时候因受到外来的中原汉文化影响迅速中断,大约在西汉晚期至东汉早期进入早期铁器时代,西汉中央王朝开发“西南夷”的时期,正是云贵高原青铜文化最为发达的时期,这一时期除在滇池周边地区形成发达的青铜文化中心外,在贵州西北部至云南东北部的乌蒙山东西两侧,南、北盘江上游的曲靖盆地和黔西南山地均发展出具有一定发展水平的地域性青铜文化,这些地域性青铜文化对应着生活在这一地区的众多“西南夷”族群,不过随着开发力度的不断深入,汉中央王朝对云贵高原的控制得以加强,郡县制的相继建立,外地官吏和移民的大规模涌入,就使这一地区独具特色的地域性青铜文明在汉帝国文化体系的和移民的大规模涌入,就使这一地区独具特色的地域性青铜文明在汉帝国文化体系的强大压力和强权政治干预下走向衰落,云贵高原也结束了原来小国寡民式的众多“君长国”时期,被纳入到大一统的汉帝国行政和华夏文明体系中。

 

在研究取向上,正如作者指出,由于在西南历史文化研究中,“有时民族学、历史学等相关学科在研究中的地位过于突出,考古学无形中却被弱化”(页21),多少影响着考古材料在西南地区古代社会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长期的实践表明,由于西南地区战国秦汉时期文献材料简佚,仅凭“他者”只言片语的零星记载,难以承担釐清文化面貌的重任。在目前的情况下,突出考古学的主导地位,进行考古学文化及其谱系的研究,应当是现实的要求和唯一的出路。作者尽管十分重视考古材料和历史文献资料的结合,但始终坚持考古学研究的定位,从考古材料本身入手探讨考古学基本问题。所论本着“有多少材料说多少话”的态度,不夸大,不妄言,体现了朴实的学风和严谨的态度。

 四、小结 

(《中国文物报》2011年11月30日4版)

张合荣:“夜郎自大”是中国妇孺皆知的一句成语,典故源于战国秦汉时期活跃于今隶州中西部至云南东部一带的古夜郎国。

摘  要

随着中原地区以外新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日益深入,“边疆考古”成为中国考古学最具活力的学术领域之一。西南地区作为秦汉时期边疆考古的重要组成部分,相关研究的开展不仅可以为多学科研究提供平台,促进秦汉考古整体水平的提升,同时也可为民族史、边疆史等相关学科研究提供参考。本书的出版,必将为云贵高原乃至西南夷地区考古研究的深入奠定坚实的基础,成为今后工作的新起点。

  四、高原上的远古农业部族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杨勇先生所着《战国秦汉时期云贵高原考古学文化研究》(科学出版社,2011年9月)新近出版,全书约60万字,将云贵高原战国秦汉时期的土着考古学文化遗存分为八区,分别在细致梳理材料的基础上探讨相关的年代、类型、族属、与其它文化的联系等问题,并辟专章讨论云贵高原的早期汉文化遗存的分布、性质及其与土着文化的关系。在上述工作的基础上,初步总结出该地区的文化谱系,就其渊源、兴起、与域外的联系、汉王朝对该地区的经略等重大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讨论。 云贵高原战国秦汉时期的考古发现和研究,迄今为止已有相当丰富的积累,学术界就土着文化的内涵、年代、族属及其与汉文化及周边地区的文化联系等问题进行了较为广泛的讨论,在一些领域也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但总体而言,仍存在诸多问题,相较于全国范围内同时期的考古工作水平处于较为滞后的状态。这种局面的形成,一方面与西南地区特殊而复杂的地理和人文条件密不可分,研究者如果画地为牢,只关注某一小区域或某一领域的考古材料,并据以探讨较大范围内的相关问题,往往会有“盲人摸象”之虞;另一方面,在于我们对西南地区战国秦汉时期考古资料的系统梳理和全面把握仍然存在着很大的欠缺。而任何问题的提出和解决,都不能脱离现有资料的系统梳理和总结。本书选择云贵高原这一相对独立然而又较为广阔的区域进行探讨,并广泛联系周边地区乃至东南亚等域外考古资料和相关研究进行比较思考,无疑是十分必要和妥当的。在这样一个广阔的视野中,能够在展现文化面貌多样性的同时,通过彼此的对比进行整体把握,以资为探讨不同遗存的年代提供考量的依据,为文化谱系的梳理和彼此之间文化联系的勾勒提供适合的平台。读者在读完全书之后,既能对云贵高原战国秦汉时期不同地域的考古学文化有具体的了解,也能把握住整体的脉络。另外,尽管作者很多具体的认识,与学术界通行的看法有所不同,可谓新见迭出,但由于都是在整体把握的基础上得出的,所以并不显得突兀,而自成一家之言。可以说,本书收集云贵高原战国秦汉时期考古资料之全面和基本资料梳理之细致,探讨之具体和深入,都是前所未有的,可谓这一领域的集大成着作。 在研究取向上,正如作者指出,由于在西南历史文化研究中,“有时民族学、历史学等相关学科在研究中的地位过于突出,考古学无形中却被弱化”,多少影响着考古材料在西南地区古代社会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长期的实践表明,由于西南地区战国秦汉时期文献材料简佚,仅凭“他者”只言片语的零星记载,难以承担釐清文化面貌的重任。在目前的情况下,突出考古学的主导地位,进行考古学文化及其谱系的研究,应当是现实的要求和唯一的出路。作者尽管十分重视考古材料和历史文献资料的结合,但始终坚持考古学研究的定位,从考古材料本身入手探讨考古学基本问题。所论本着“有多少材料说多少话”的态度,不夸大,不妄言,体现了朴实的学风和严谨的态度。

1978、1979年,贵州博物馆联合威宁县文化局对威宁县中水镇的张狗儿老包、银子坛和红营盘等墓地的发掘,共清理58座墓葬,发现4000余件陶器、青铜器等文化遗物。

    根据现有考古材料,结合相关遗存的面貌及特征,我们将战国秦汉时期云贵高原的土著青铜文化分为黔东、黔西北、黔西南、昭鲁盆地、滇池地区、滇东高原、滇西高原、滇西横断山区、滇东南等9个区域,分别进行研究。黔东地区资料较少,但有一定地域特征。黔西北主要有可乐文化。黔西南有以铜鼓山遗址为代表的青铜文化。昭鲁盆地有银子坛文化和红营盘遗存。滇池地区主要为滇文化。滇东高原除滇文化外,还有八塔台文化。滇西高原主要有万家坝文化、大波那遗存以及石棺葬遗存。滇西横断山区以鳌凤山遗存、坟岭岗遗存和坡头村遗存为主,另有不少零星出土的铜器。滇东南地区发现的青铜文化遗存虽较零散,但地域特色比较显著。这些土著青铜文化的年代范围大致在战国晚期至东汉早期,其中以西汉为主,少数遗存的年代上限或可至战国中期。西汉中期汉武帝开西南夷是云贵高原土著青铜文化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分水岭。战国秦汉时期云贵高原的土著青铜文化面貌复杂,类型多样,与《史记·西南夷列传》等文献所说的西南夷君长“以什数”、“以百数”的社会发展状况大致吻合。

在作者细致分析的基础上,云贵高原青铜时代主要的考古学文化遗存的年代基本被确定在战国晚期到东汉早期的范围内。但随之而来的一个重大问题是,战国中晚期云贵高原上特征如此鲜明、覆盖地域如此广阔的青铜文化的渊源何在?作者对此问题有所思考,认为其与当地早期青铜文化的关系尚不明晰,而是受到外部文化较大的刺激和助推作用。这种分析大致不误,但略显薄弱和粗疏,或许是作者认为进一步细致的研究需要考古材料的更多积累,对此问题持较为审慎的态度。无论如何,作者已经把这个问题重新提上西南考古的议事日程。今后在本书年代体系的基础上,加强专题研究,多学科参与,解决这个问题或许将成为西南考古的突破口之一。

  一、夜郎地理位置界定指标 

汉王朝是世界历史上的大帝国,在帝国形成和扩张的过程中,采取了哪些措施来保证帝国的统一与安定?汉文化如何与土着文化互动、交流和融合?在考古学上如何考察上述的内容?对上述系列问题的考察,不仅是达到本书“多角度、多方面考察战国秦汉时期云贵高原的社会文化变迁”这一预设研究目标的必要途径,而且是当今世界范围内的前沿课题,对于拓展考古学研究视野、探索新的研究方法也是有益的尝试。在本书中,作者在系统收集和梳理资料的基础上,将汉式土圹墓分为由西汉早期到东汉早期的四期,结合在同一区域内其与土着文化的空间分布关系,从时空上探讨二者关系的不同情况,包括赫章可乐的“和谐”关系模式和昆明羊甫头的“取代”关系等,从器物分析土着文化与汉文化之间的相互影响和吸收。虽然限于主题和篇幅,所论尚有深入的空间和补充的必要,但无疑为相关问题的进一步深入奠定了基础。 评价一本着作,除了考察其完成自身设定研究目标的情况及其在学术史上的价值之外,另一个重要的指标是看其相关结论能否给学术界提供思考其它问题的新启示,在这一点上,本书也是可圈可点的。 遗存的年代问题是考古学研究的基础,也是困扰西南考古工作者的关键症结,作者对此予以了足够的重视,用相当大的精力和篇幅对云贵高原各地考古发现的年代逐一进行分析,所获结论对既有认识多有修订。如楚雄万家坝墓地的年代,发掘者和研究者有多种不同的判断。作者根据墓地出土器物与其它墓地同类器物的对比,将万家坝墓地的年代确定在战国晚期至西汉,并以西汉为主,所论有理有据,可以信服。这同时也给我们以若干新的启示。一是关于西南地区考古遗存年代断定的问题,如同万家坝墓地发掘者的主要依据之一在于碳十四测年数据,西南地区很多考古遗存,由于可资对比的资料少,碳十四数据在定年上往往成为决定性的因素。但由于尚无清晰的文化谱系的建构,所获结论往往争议很大,普安铜鼓山遗址、曲靖八塔台与横大路墓地、江川李家山墓地、呈贡天子庙M41、祥云大波那木椁墓及较早的剑川海门口遗址等重要遗存都存在这样的问题。这提醒我们,碳十四标本的选择、提取及对其结果的信任程度,都需要十分慎重,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混乱。二是墓地年代的判断,往往牵涉到其它重要学术问题,如祥云大波那木椁墓、楚雄万家坝墓地M23所出铜鼓器形介于釜、鼓之间,由于过去判断年代较早,被认为是铜鼓最早的类型,如作者所论不误,显然是亟需加以修正的。类似的情况尚有不少,兹不一一列举。 在作者细致分析的基础上,云贵高原青铜时代主要的考古学文化遗存的年代基本被确定在战国晚期到东汉早期的范围内。但随之而来的一个重大问题是,战国中晚期云贵高原上特征如此鲜明、覆盖地域如此广阔的青铜文化的渊源何在?作者对此问题有所思考,认为其与当地早期青铜文化的关系尚不明晰,而是受到外部文化较大的刺激和助推作用。这种分析大致不误,但略显薄弱和粗疏,或许是作者认为进一步细致的研究需要考古材料的更多积累,对此问题持较为审慎的态度。无论如何,作者已经把这个问题重新提上西南考古的议事日程。今后在本书年代体系的基础上,加强专题研究,多学科参与,解决这个问题或许将成为西南考古的突破口之一。 随着中原地区以外新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日益深入,“边疆考古”成为中国考古学最具活力的学术领域之一。西南地区作为秦汉时期边疆考古的重要组成部分,相关研究的开展不仅可以为多学科研究提供平台,促进秦汉考古整体水平的提升,同时也可为民族史、边疆史等相关学科研究提供参考。本书的出版,必将为云贵高原乃至西南夷地区考古研究的深入奠定坚实的基础,成为今后工作的新起点。

2012年8月,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赫章县文化局在赫章可乐发掘了廖家坪子遗址,清理了M373和M374两座墓葬,其中M373保存较好,出土青铜器、骨器、铁器、漆器、海贝等文化遗物70余件套,不乏铜釜、铜鍪扣饰等重要随葬品,M374虽然被盗,但发现井字形棺椁遗骸,为赫章可乐墓地首次发现。

 

遗存的年代问题是考古学研究的基础,也是困扰西南考古工作者的关键症结,作者对此予以了足够的重视,用相当大的精力和篇幅对云贵高原各地考古发现的年代逐一进行分析,所获结论对既有认识多有修订。如楚雄万家坝墓地的年代,发掘者和研究者有多种不同的判断。作者根据墓地出土器物与其它墓地同类器物的对比,将万家坝墓地的年代确定在战国晚期至西汉,并以西汉为主,所论有理有据,可以信服。这同时也给我们以若干新的启示。一是关于西南地区考古遗存年代断定的问题,如同万家坝墓地发掘者的主要依据之一在于碳十四测年数据,西南地区很多考古遗存,由于可资对比的资料少,碳十四数据在定年上往往成为决定性的因素。但由于尚无清晰的文化谱系的建构,所获结论往往争议很大,普安铜鼓山遗址、曲靖八塔台与横大路墓地、江川李家山墓地、呈贡天子庙M41、祥云大波那木椁墓及较早的剑川海门口遗址等重要遗存都存在这样的问题。这提醒我们,碳十四标本的选择、提取及对其结果的信任程度,都需要十分慎重,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混乱。二是墓地年代的判断,往往牵涉到其它重要学术问题,如祥云大波那木椁墓、楚雄万家坝墓地M23所出铜鼓器形介于釜、鼓之间,由于过去判断年代较早,被认为是铜鼓最早的类型,如作者所论不误,显然是亟需加以修正的。类似的情况尚有不少,兹不一一列举。

  四、乌蒙山西南缘曲靖盆地青铜文明的形成 

赫章可乐墓地发掘队合照。

    汉代云贵高原的汉文化遗存基本都为墓葬,其中西汉至东汉早期与土著青铜文化有并存关系的汉式墓均为土圹墓。这些汉式土圹墓主要发现于贵州西部和云南东部地区,尤以贵州西部为多。从发现看,它们既具有较强烈的汉文化色彩,也呈现出一定的地域特征。通过对这些汉式土圹墓的研究,可窥见云贵高原早期汉人社会的发展状况。

评价一本著作,除了考察其完成自身设定研究目标的情况及其在学术史上的价值之外,另一个重要的指标是看其相关结论能否给学术界提供思考其它问题的新启示,在这一点上,本书也是可圈可点的。

  三、夜郎族群去向观察 

通过西汉初期的休养生息,汉武帝时国力已比较强盛,加之武帝本人雄才大略,好大喜功,北击匈奴,南灭南越,西向开通西域通道,并积极往西南方向的云贵高原扩张,掀起了开发“西南夷”地区的高潮。这时,汉武帝听说从西南夷地区有一条直达身毒国的通道,便派遣王然于、柏始昌、吕越人等到西南夷地区寻找这条通往身毒国的道路,王然于等人到达古滇国,滇王接待他们时曾问:汉朝与我哪个大一些?他们到夜郎国的时期,夜郎侯亦问了同样的问题。

关键词:战国秦汉时期  云贵高原  考古学文化  西南夷  社会文化变迁

(原文载《中国文物报》2011年11月30日4版)

  三、乌蒙山东南缘黔西南山地青铜文明的发展历程 

M274中用来作为套头葬葬具的铜釜

    战国秦汉时期,云贵高原的社会文化发生了较大的变迁,这在考古学上得到充分的反映。西汉中期以前,当地土著青铜文化处于一种相对独立发展的状态。汉武帝开西南夷之后,云贵高原原有的族群结构和体系被打破并长期处于不稳定的状态。而当地土著族群在与汉人及汉文化的接触和互动中,其文化受到了后者的影响,在物质文化和生产技术方面有了很大的变化和进步。当然,考古资料也表明,在两汉之际云贵高原土著青铜文化开始全面衰落以前,很多土著族群的社会组织结构和精神观念等一直相对稳定,无显著变化。我们认为,汉王朝对云贵高原的统一和经略,促进了当地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但另一方面,对土著族群来说,其社会文化变迁要复杂的多,绝非简单的“汉化”所能涵盖。值得注意的是,早期汉文化在云贵高原的发展过程中,也有一些地域化的倾向。这种地域化是汉文化同当地土著文化以及自然生态环境互动的结果,也和某些特定的历史背景息息相关。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杨勇先生所著《战国秦汉时期云贵高原考古学文化研究》(科学出版社,2011年9月)新近出版,全书约60万字,将云贵高原战国秦汉时期的土著考古学文化遗存分为八区,分别在细致梳理材料的基础上探讨相关的年代、类型、族属、与其它文化的联系等问题,并辟专章讨论云贵高原的早期汉文化遗存的分布、性质及其与土著文化的关系。在上述工作的基础上,初步总结出该地区的文化谱系,就其渊源、兴起、与域外的联系、汉王朝对该地区的经略等重大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讨论。

  七、铜鼓山类文化遗存与夜郎之关系 

澎湃新闻:古夜郎文明有什么与众不同的考古学发现?

 

汉王朝是世界历史上的大帝国,在帝国形成和扩张的过程中,采取了哪些措施来保证帝国的统一与安定?汉文化如何与土著文化互动、交流和融合?在考古学上如何考察上述的内容?对上述系列问题的考察,不仅是达到本书“多角度、多方面考察战国秦汉时期云贵高原的社会文化变迁”这一预设研究目标的必要途径,而且是当今世界范围内的前沿课题,对于拓展考古学研究视野、探索新的研究方法也是有益的尝试。在本书中,作者在系统收集和梳理资料的基础上,将汉式土圹墓分为由西汉早期到东汉早期的四期,结合在同一区域内其与土著文化的空间分布关系,从时空上探讨二者关系的不同情况,包括赫章可乐的“和谐”关系模式和昆明羊甫头的 “取代”关系等,从器物分析土著文化与汉文化之间的相互影响和吸收。虽然限于主题和篇幅,所论尚有深入的空间和补充的必要,但无疑为相关问题的进一步深入奠定了基础。

 第四节 周边族群对夜郎文明形成和发展的影响 

那是1977年10月24日,这是一个可以永远载入贵州考古史、让贵州考古人无法忘却的日子,因为这一天,贵州考古翻开了新的一页,它标志着夜郎考古的真正到来。这天正好有学者专家来工地考察,考古队陪同考察人员参观完正在发掘的汉墓回到住地。大约在下午5时左右,当地农场村桥边组一村民背着一些东西来到考古队说:“今天下午,我在犁地时,犁出了这些东西,你们看有用没有?”当他将背篓里的“东西”拿出来放在大家面前时,专家和考古队员们都惊呆了,因为放在大家面前的是一件件与正在发掘的汉墓出土物迥然不同的青铜器,包括鼓形铜釜、卷云纹空首铜柄铁剑、铜发钗、铜手镯等等,考古人的心惊悸得快要跳了出来,这不就是大家一直在苦苦寻找而不得的夜郎“宝贝”吗?大家顾不得一天的劳累,迅即请该村民带路找到这批珍贵文物的出土地——可乐河南侧的祖家老包。

 

    云贵高原战国秦汉时期的考古发现和研究,迄今为止已有相当丰富的积累,学术界就土著文化的内涵、年代、族属及其与汉文化及周边地区的文化联系等问题进行了较为广泛的讨论,在一些领域也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但总体而言,仍存在诸多问题,相较于全国范围内同时期的考古工作水平处于较为滞后的状态。这种局面的形成,一方面与西南地区特殊而复杂的地理和人文条件密不可分,研究者如果画地为牢,只关注某一小区域或某一领域的考古材料,并据以探讨较大范围内的相关问题,往往会有“盲人摸象”之虞;另一方面,在于我们对西南地区战国秦汉时期考古资料的系统梳理和全面把握仍然存在着很大的欠缺。而任何问题的提出和解决,都不能脱离现有资料的系统梳理和总结。本书选择云贵高原这一相对独立然而又较为广阔的区域进行探讨,并广泛联系周边地区乃至东南亚等域外考古资料和相关研究进行比较思考,无疑是十分必要和妥当的。在这样一个广阔的视野中,能够在展现文化面貌多样性的同时,通过彼此的对比进行整体把握,以资为探讨不同遗存的年代提供考量的依据,为文化谱系的梳理和彼此之间文化联系的勾勒提供适合的平台。读者在读完全书之后,既能对云贵高原战国秦汉时期不同地域的考古学文化有具体的了解,也能把握住整体的脉络。另外,尽管作者很多具体的认识,与学术界通行的看法有所不同,可谓新见迭出,但由于都是在整体把握的基础上得出的,所以并不显得突兀,而自成一家之言。可以说,本书收集云贵高原战国秦汉时期考古资料之全面和基本资料梳理之细致,探讨之具体和深入,都是前所未有的,可谓这一领域的集大成著作。

印刷时间:2014年7月

2004至2005年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威宁县中水银子坛和红营盘两个墓地,共清理墓葬108座,出土文化遗物400余件,包括玉石器、青铜器和陶器,其中银子坛墓地的葬式负责,有单人葬,也有多人二次合葬,还有儿童墓。

    云贵高原地处中国西南边陲,该地区自然环境独特,族群众多,长期以来文化的地域色彩也较浓厚。战国秦汉时期是云贵高原古代历史进程中的一个重要转折阶段。这一时期,云贵高原“西南夷”土著族群创造的青铜文化进入了鼎盛阶段,同时随着中原王朝统一和扩张活动的加强,该地区逐步被纳入汉王朝的政治版图,由“蛮夷”之地变为中央王朝的地方政区,当地社会文化由此发生剧烈变迁。因此,有关战国秦汉时期云贵高原历史和文化的探索,对深化区域史研究、认识中国古代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以及汉文化的扩张与传播等,均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一、贵州汉墓编号规范化之我见 

澎湃新闻:夜郎文化是怎样发现的?

 

 

据澎湃新闻报道,最近十余年,贵州、湖南多个县市争夺“夜郎”之名。这里的“夜郎”就是中国人非常熟悉的“夜郎自大”那个“夜郎”,但提起夜郎古国、夜郎文明,恐怕大多数人并不了解。夜郎真的自大吗?夜郎文明大致包括哪些地方?大约持续了多长时间?夜郎文化是如何发现的?关于夜郎古国,显然有很多谜团亟待揭晓。

  一、8号墓分析 

张合荣:半个世纪前的1958年,位于贵州省毕节市赫章县可乐区西南侧辅处人民公社罗锅寨农民,在兴修水利的工地上,偶然间挖出一件周身饰满花纹的青铜器,大家不知是何物,便用背篼将其背到可乐区政府,经过层层上报,消息最后传到贵州省博物馆,博物馆派出考古人员前去鉴定,发现这件青铜器原来是珍贵的石寨山型铜鼓。以此为线索,考古人员在可乐调查发现了位于可乐河与麻腮河交汇处一台地上的汉代遗址,同时调查发现该墓附近还分布有大量汉墓。

  八、“铜鼓山文化”的提出 

第三,几个小区域的的青铜文化各具特征,各自具有一些独特的代表性器类。赫章可乐墓地中的镂空牌形首铜柄铜剑、镂空牌形首铜柄铁剑、饰虎铜釜、琵琶形带钩、簧形首发钗、铜铃等均是该地域很独特的青铜器类。铜鼓山类文化遗存中的风字形铜钺、一字格曲刃剑、直内人物图案戈、斜刃刀、三叉形器等又是黔西南及紧邻的桂西北、滇东南一带存在的独特器类。威宁中水则以直内仿蜀式三角援戈、牛头形带钩、鱼形带钩等为特色。紧邻滇文化核心区的曲靖盆地及相邻地区受滇青铜文化影响,青铜器就基本以滇文化青铜器为特点。

  一、穴居的部落 

澎湃新闻:从考古学的角度上讲,关于夜郎考古的重大发现有哪些?

  三、从汉中央王朝对南夷地区的开发看夜郎 

1978年,考古队员再次来到可乐,对夜郎时期墓地展开大规模发掘,共在可乐河南侧的祖家老包、锅落包和罗德成地清理墓葬143座,出土陶、铜、铁等各类文物300余件。随后在对这批墓葬资料进行整理时,为了区分这两种不同性质的墓葬,报告中便把汉墓称为“甲类墓”,夜郎时期地方土著墓葬称为“乙类墓”,发掘成果刊发在考古学界权威学术期刊《考古学报》1986年2期,成为后来研究夜郎的基础性资料。这篇文章的发表,标志着贵州考古人开始从单纯考古发掘出士实物工作加入到破解古夜郎之谜的研究队伍中,将夜郎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高潮。

字数:563000

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张合荣

 第三节 威宁中水“多人二次合葬”考察 

1977年9至11月,省博物馆组成“可乐汉墓发掘队”进驻可乐,对1976年发现的分布在8号墓周边地区的汉墓进行发掘。大家分工进行,一人负责一座汉墓,每天指挥民工用小手铲、细毛刷仔细清理,回到住地继续整理发掘资料,并尽可能多地修复出土文物,但就在发掘工作接近尾声准备收队回贵阳的时候,意想不到的惊喜出现了!

  五、滇东黔西地区青铜文明的共性特征 

第四,在青铜文化比较发达时即开始出现一些铁器,尤其是在北部接近巴蜀文化的地区,铁器出现时间更早一些。由于云贵高原青铜文化的发达要晚到战国至西汉早期,而这一时期中原地区甚至巴蜀等地已进入到早期铁器时代,因而受周边其他文化重要影响而发展起来的青铜文化,伴随着青铜器的铸造和生产,一些铁器也开始出现在这一地区,早期铁器主要是锸和削刀之类,以后逐步发展,出现斧、刀、凿等工具,戈、剑、矛等兵器,还有三脚架、釜、带钩等生活用具和装饰品。在许多遗存中,常见青铜器中伴出少量铁器的情况,因而可以说这一地区的青铜文化并不纯粹,青铜器与铁器的关系并不是简单的早晚关系,而更多的是一种共时关系。不过,青铜文化中伴出一定数量的铁器是由于该地区在青铜文化发展之路上比较滞后,并不表示云贵高原没有发展出青铜文化或没有经过青铜器时代。

  四、领队可乐第十次发掘 

澎湃新闻:夜郎考古的主要研究的方面有哪些?

 第五节 夜郎族群发展去向观察 

1978至1980年,贵州省博物馆联合普安县文化馆等单位对普安县铜鼓山遗址进行发掘,发掘面积1500余平方米,清理柱洞、房址、火塘和窑址等遗迹,出土玉石器、骨角器、陶器、青铜器、铁器以及钱币共1000余件。

  二、套头葬墓分组 

张合荣:主要的探索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对墓地的考古学研究;二、对“套头葬”这种特殊葬俗的研究;三、各遗址和墓地出土随葬品的研究;四、关于古夜郎文明活动中心的研究;五、夜郎与周边族群关系的研究;六、出土青铜器冶铸工艺的研究。

第三章 夜郎时期青铜遗存个案研究 

澎湃新闻:从考古学来讲,夜郎古文明是怎样的面貌?

  七、青铜冶铸工艺研究 

2002年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普安县文物管理所对普安铜鼓山遗址进行了第二次发掘,揭露面积800余平方米,清理房址、柱洞、活动面、火膛、灰坑等遗迹,出土各类文化遗物500余件,并推测其为一个青铜冶铸遗址。

  四、乙类墓分期与年代 

第二,在这一地区,具有自身特点的青铜器以兵器和装饰品为主,有一定数量的青铜容器,但少见大型礼器,乐器不发达但各具特征。可能和当时不同族群之间复杂的矛盾有关,青铜文化遗存中,最典型的器类就是兵器和装饰品,几乎几个小区域都是这样,显示出当时活跃在这一地区的“夜郎”等西南夷诸族群尚武而爱美的文化特质。相反,作为中原地区青铜文化象征的青铜礼器却在这一地区始终未发展起来,我们虽然也在一些地区发现较大型的青铜器如鼎、簋、壶、釜、洗等,但数量少而单一,而且极有可能是从外面传入或是当地仿制的东西,不构成该地区青铜文化的主体。

内容简介:

为了加强对西南夷地区的统治,汉朝除派遣官吏和军队进驻外,还迁入了大量的中原移民。这些汉移民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和文化,加速了当地文化的发展和民族融合的进程。但在这一进程中,并不是所有的原西南夷贵族集团都服从汉王朝的管辖,有些失去权力和土地的统治者,就经常反叛,这在史书中有很多记载,即使主动内附被封为夜郎王,并同滇王一道被中央政府赐予金印的古夜郎国统治者,在同汉王朝和平共处了一百多年后,传到西汉末期汉成帝和平年间的夜郎王兴时,就经常同句町王禹、漏卧侯俞发生对抗,汉朝派太中大夫蜀郡人张匡前往调解,他不但不听从,还用木头刻成汉使形象,竖立在道旁用箭射击以羞辱之。陈立被任命为牂牁太守,设计诱杀了夜郎王兴,但“兴妻父翁指与兴子邪务收余兵,胁旁二十二邑反”,汉王朝从巴蜀等地发兵讨伐,彻底平定了这次反叛,夜郎作为一个地方古国的历史完全终结。根据文献梳理,现在一般认为古夜郎国从战国晚期开始出现,到西汉末期被消灭,大约延续了三百余年的历史。

  二、山顶上的聚邑 

张合荣:应该是“套头葬”这一特殊葬俗吧,“套头葬”最早是在赫章可乐的墓中发现的,后来考古工作者把1976-1978年的发掘资料整理成《赫章可乐发掘报告》,编写者认为在清理的168座乙类墓中,有20座墓葬的葬式较为特殊,墓底一端侧放一釜或一铜鼓,头骨置于其中,躯体则放墓底中部。其中M58葬式尤为罕见,在墓底一端侧放一铜釜,内放人头骨;脚端侧放一铁釜,内有脚趾骨。他们把这种将死者头部用大型铜器罩住的特殊葬俗称之为“套头葬”,其实,时至今日,这种奇特的葬俗在国内还仅见于赫章可乐,因而“套头葬”也成为可乐墓地的标志性文化特征。

  四、铜鼓山类文化遗存的经济与社会 

第二天一早,兴奋了一夜的队员们再次来到出土这些奇形怪状器物的祖家老包小土丘上,在朝阳的映衬下,那黄色的土地显得异常的亲切,仿佛它们已等了两千年,今天终于等来了破解这块黄土地下掩埋着的神奇密码的考古队。在祖家老包附近不同的土丘上,随着犁铧的条条犁痕,一座座土坑墓的墓边和里面夹杂着大量红烧土颗粒的墓葬填土异常醒目,不用说,这是一处与此前发掘的汉墓不同的青铜时代墓地。考古队也不急着收队回贵阳了,将正在发掘的汉墓清理完后,迅即转战祖家老包,当年即清理了25座夜郎时期不同于汉墓的地方土著民族墓葬,发现了非常奇特的“套头葬”和一批独具地域特色的青铜器,包括容器、兵器和装饰器等,真正揭开了贵州夜郎考古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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