彬县考古调查发现13处商周时期遗址必威:,以青

必威 1

春秋时期的江淮之间活跃着一群偃姓小国,史称“群舒”。见诸《春秋左传》的有舒、英、六、舒鸠、舒庸、舒蓼、桐、宗、巢;见诸《世本》的有舒庸、舒蓼、舒鸠、舒龙、舒鲍、舒龚。

江淮群舒青铜器研究的意义 发布时间:2011-03-25文章出处:中国文物信息网作者:张爱冰 张钟云点击率:

2016年度,夏商周三代考古取得一系列重大收获,新发现山东定陶十里铺北城址、湖北大冶铜绿山四方塘遗址墓葬区以及陕西宝鸡周原遗址新遗存,围绕城市考古与都城考古、方国与封国文明、礼制、考古学文化形成发展与交流、手工业生产、生业状况及专题考古研究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研讨。据不完全统计,共发表相关考古简报及论文300余篇,出版考古发掘报告及著作近40部,召开相关学术会议10余次。

基本信息:

江淮地区是吴楚争霸的缓冲空间,江淮之间的群舒是生存在吴楚争霸阴影下的一支不可或缺的政治力量。《春秋左传》僖公三年“徐人取舒”;僖公十七年“齐人、徐人伐英氏”;文公五年“秋,楚人灭六”;文公十二年“群舒叛楚。夏,子孔执舒子平及宗子,遂围巢”;文公十四年“楚庄王立,子孔、潘崇将袭群舒,使公子燮与子仪守而伐舒蓼”;宣公八年“楚人灭舒蓼”;成公十七年“楚人灭舒庸”;襄公二十四年“舒鸠人叛楚”;襄公二十五年“楚屈建帅师灭舒鸠”;昭公二十四年“吴人踵楚,而边人不备,遂灭巢及钟离而还”;昭公三十年“桐叛楚。吴子使舒鸠氏诱楚人,……遂围巢,克之。”群舒或附楚,或叛楚,终为吴楚所灭。

先秦典籍中所谓“群舒”,包括《世本》记载偃姓的舒庸、舒蓼、舒鸠、舒龙、舒鲍和舒龚;《左传·文公十二年》杜注群舒之属宗和巢;舒;还可包括英和六。群舒故地由文献考订在今安徽江淮地区,根据考古发现,又可南及皖南沿长江地带。20世纪50年代以来,一种有着明显地域特征的青铜器组合,例如牺首鼎、牺首尊、铉鼎、汤鼎、曲柄盉等,在群舒故地多次被发现,时代在西周至春秋时期,学界基本认定其与群舒族群相关联。

一夏商周考古综合研究

作者:张爱冰等

上溯至西周时期,有关群舒的记载几近阙如。《韩非子·五蠹》“徐偃王处汉东,割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国”;《淮南子·人间训》“昔徐偃王好行仁义,陆地之朝者三十二国”;《后汉书·东夷列传》“偃王处潢池东,……陆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国”。朝徐的三十余国可能即西周时期的群舒。

群舒青铜器,已公开发表的典型资料主要有,1959年舒城凤凰嘴、1971年肥西小八里、1974年舒城五里、1974年六安孙家岗、1975年寿县肖严湖、1978年庐江盔头、1982年怀宁金拱、1988年庐江岳庙、1988年舒城河口、1989年六安燕山村、1993年潜山黄岭、1994年桐城长岗等。尚未整理的出土资料主要有,1987年枞阳金社、1987年望江竹山、1991年庐江三塘、1992年枞阳横埠、1996年枞阳官桥、2005年舒城春秋塘、2006年无为开城、2006年无为襄安等。皖南沿长江地区也有多处出土,如,1972年繁昌孙村、1979年繁昌汤家山、1979年青阳汪村、1986年芜湖韩墩、1987年芜湖柳春园、1989年铜陵谢垅、2000年郎溪十字铺等。

2016年度公布较多的夏商周考古发掘报告,主要集中在河南、陕西、山东等省,江苏、安徽、浙江、福建、湖北、重庆、四川等省市也有一定的新材料。有关综合研究,主要涉及三代都城和城市、考古学文化、三代生业等方面。

出版社: 上海古籍出版社

群舒在历史文献中或语焉不详,或几近阙如,与吴越文化、齐鲁文化的研究相比较,群舒文化的研究显然处于相对滞后的境地。

群舒青铜器自发现以来,向为学界所关注,发表和出版了一系列论文和专着。如,殷涤非《安徽舒城出土的铜器》应为群舒青铜器第一篇田野发掘报告;《青铜器研究与安徽古代史》和《铉鼏解》论及舒器和舒国事。李学勤《新出青铜器研究》多篇考订汉淮、徐淮新出铜器和史实,主张徐舒有分野;《安徽南部地区存在颇具特色的青铜文化》考订东至出土涡纹罍和枞阳出土方彝。李国梁《群舒故地出土的青铜器》、《中国青铜器全集》东周5前言《吴越徐青铜器概述》着录群舒青铜器。杜廼松《在皖鉴定所见铜器考》、《古代青铜器》考订曲柄盉和龙耳尊。曹锦炎《关于甚六编钟的“舍”字》、董楚平《吴越徐舒金文集释》、何琳仪《舒方新证》等皆主张二重证据徐舒不同源。刘信芳《安徽凤阳县卞庄一号墓出土镈钟铭文初探》识别嬴姓钟离国铜器。其他重要论着还有,张钟云《淮河中下游春秋诸国青铜器研究》、施劲松《长江流域青铜器研究》、毛颖、张敏《长江下游的徐舒与吴越》、郑小炉《吴越和百越地区周代青铜器研究》等都有不同角度涉及舒器诸方面。

河南境内发布的考古新报告较为丰富。《新郑望京楼》汇集新郑望京楼遗址考古勘探和发掘工作的主要成果,重点介绍城墙、城门、建筑遗迹和墓葬以及城内生活区的勘探发掘情况,并对该遗址二里头文化、二里冈文化遗存进行分期研究。《郑州大师姑图录》,收集大师姑遗址2002~2003年考古发掘出土遗物219件,包括陶器、石器、骨器等,以大幅面、多角度的形式进行全方位的展示。荥阳官庄遗址发现一座大小城南北相连、带有多重环壕的周代城址,并确认出城壕、城墙、小城南城门和相关建筑等遗存。官庄遗址西北部还发现一批西周晚期至战国中期遗存,尤以大量的窖穴遗存最为重要,推测可能为仓储区。《荥阳西司马墓地》介绍西司马墓地三次考古发掘研究的成果,墓葬年代包括晚商西周、战国、魏晋等时期墓葬。此外,温县徐堡遗址发掘清理9座两周时期墓葬,出土有陶器、玉器、贝饰等遗物;信阳孙寨遗址发现龙山晚期到周代遗存(《中国文物报》9月27日);三门峡李家窑遗址西南部清理出4座西周至春秋时期小型土坑墓。

出版时间:2018年5月

以往群舒文化的相关研究多集中于历史文献、金文和青铜器,偶见考古学文化研究。安徽大学的张爱冰先生另辟蹊径,以考古学材料为纲,以青铜器为群舒文化研究的重点,历时十年有余,“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完成了洋洋洒洒的鸿篇巨制——《群舒文化研究》。

群舒青铜器出土区域清晰,典型器物及其组合有着显而易见的族群渊源和年代关联,适合作为一个独立单元进行类型学作业。与学界某些将皖南宁镇土着型青铜器归为春秋以后吴越体系的方法论倾向相近似,江淮地区除可辨明的中原宗周器以外,有着明显地域特征的群舒器物基本被纳入春秋以后的年代范畴,因此,群舒青铜器的编年体系及其方法论亟待重建和反思。20世纪30年代以来,郭沫若、容庚、陈梦家、唐兰、李学勤、马承源诸先生相继创立和发展了运用考古类型学研究铜器的方法,“夏商周断代工程”关于西周青铜器的分期断代研究,又取得了新的成果,这都为群舒青铜器的分期和分域研究提供了坚实的方法论基础。

晋陕境内公布一些考古调查材料。彬县考古调查发现13处商周时期遗址,年代主要为先周和西周时期(《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3期)。沁县南涅水遗址发现涵盖仰韶文化至商代各主要文化阶段的遗存,为晋东南地区考古提供了新资料。

版次:1

《群舒文化研究》的出版不仅填补了群舒文化综合研究的空白,而且开创了群舒文化综合研究的新局面,并当之无愧地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

群舒青铜器的典型资料,主要包括墓葬出土的铜器,这些墓葬不仅随葬有成组的青铜礼器,而且常有呈一定组合的陶器伴出,相对年代和共存关系明确可信;保存情况较好的铜器窖藏;零星出土或收藏的重要铜器。群舒青铜器的常见器类,主要有牺首鼎、牺首尊、龙耳尊、铉鼎、汤鼎、曲柄盉、龙鋬和燕鋬匜等。群舒青铜器上常见的几种变化较多的主体纹饰或装饰,主要有夔龙纹、窃曲纹、几何纹和兽首饰等。兹举数例。

山东境内公布的考古新材料较多。定陶十里铺北遗址发现从大汶口文化到汉唐等不同时期的文化遗存,其中最重要的是岳石文化、晚商时期的城址(《中国文物报》2月26日)。《山东薛河流域系统考古调查报告》对薛河流域发现的160余处遗址和遗物分布区进行介绍,考察该地区北辛文化至秦汉时期的宏观聚落形态和变迁情况。《沂源东安古城》对东安古城遗址进行介绍。该遗址面积约40万平方米,发现龙山、商、春秋遗存及汉代城墙。此外,日照六甲庄遗址出土一批龙山文化、岳石文化、周代及汉代遗存;济南孟家阿遗址发现一批商代及东周时期遗存(《中国文物报》9月27日)。

印刷时间:2018年5月

《群舒文化研究》分为“群舒文化的考古发现与研究”“皖南沿长江地区周代铜器的序列”“两种关键器型的再认识”“以舒城为中心的江淮周代铜器的构成”“陶器和原始瓷的分型与年代”“一个以矿冶为中心的青铜文化个案”“与汶泗沂沭流域的比较研究”“以淮河沿岸为中心的钟离国遗存”等八章,概念清晰、主题突出、循序渐进、层次分明;最后以“群舒文化研究年表”和“引用文献目录”作为全书的附录,为群舒文化的研究者提供了资料检索的便捷。

牺首鼎,圆腹鼎体的一侧作兽首状,兽首一般有双角和凸起的双目,另一侧一般有扉棱作兽尾。附耳直折向上,有密合盖,盖上置环钮。三蹄足,两足在前,一足在后。牺首鼎的独特之处在于兽首和容器的连铸,密合盖置于兽首后项,无流口。牺首鼎出土于舒城、庐江、怀宁一带,皖南见于柳春园一例。汪村出土四足牺首尊,造型和功能与牺首鼎相近,长圆角器腹,平底,四曲蹄足,环形鋬尾。背上开口,当有盖。兽头扬起,双角弯曲前伸。牺首尊也是兽头和器身而不是和盖连铸,无流口。相同的例子还有丹徒烟墩山出土的一对牺觥。群舒故地以外,江苏邳州九女墩三号墩和绍兴M306出土牺首鼎。

苏皖地区发现一些周代遗址。苏州木渎古城城内及周边考古调查与发掘,在城内合丰地点发现一座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小城,城址周边发现一座战国早中期千年寺小城。城内五峰地点发掘调查表明,该城有可能未构筑完整的城墙,而是在山口处因地制宜构筑防御设施,利用周边的山体作为天然屏障。霍山戴家院遗址年代为西周中期至春秋早期,发现有祭坛、房屋、墓葬等遗存,出土有陶器、石器、铜器、木器等。《马鞍山五担岗》完整揭示马鞍山地区从新石器时代末期到夏商周时期的文化序列和文化内涵,对长江下游地区商周时期考古学文化研究具有重要价值。

印次:1

群舒与徐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不可避免受到徐文化的影响;群舒地处吴楚两强之间,不可避免受到楚文化或吴文化的影响;群舒又长期与中原文化交流互动,因此也不可避免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但群舒文化的族源有别于徐、楚、吴、越,群舒在吴楚争霸的阴影下顽强地保持着自身的文化传统,在吴楚争霸的阴影下始终坚持着自身的发展历程。

龙耳尊在皖南的青阳和南陵出土,器体应仿自中原商代大口折肩尊式样,但在两侧铸接龙形耳是南方的革新。汪村龙耳尊,大敞口,束颈,圆折肩,鼓腹,圈足。肩两侧铸接龙形耳,肩饰一周斜角云纹,腹饰瓦纹。桐城长岗出土兽耳折肩尊与龙耳尊造型思路相接近。

浙闽地区发现有少量史前至商周遗存。镇海鱼山遗址Ⅰ期发现河姆渡、良渚、商周和唐宋四个时期的文化遗存。其中河姆渡文化二、三期遗存,良渚文化晚期和商周时期堆积之间的自然淤泥层,为研究沿海地区史前至商周时期文化面貌、人地关系提供了重要资料。长泰龙津溪中游发现四处商周时期浮滨文化石器制造场遗址,其中后厝山遗址保存最好,文化内涵单一,应为石器初级加工营地。武夷山市葫芦山遗址发现有灰坑、灰沟、柱洞以及建筑台基、窑址等遗迹,初步揭露出一处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商周时期的聚落遗址。

ISBN:9787532587124

基于群舒特殊的发展演进历程,其文化呈现出十分复杂的面貌。如何通过文化因素分析,建立群舒文化的发展序列,确立群舒文化的典型器或标型器,解析群舒文化的文化构成和变化,从而勾勒出群舒文化发展演进的文化轨迹,是群舒文化研究的当务之急。《群舒文化研究》最突出的贡献即建立了沿江地区周代青铜器的序列、确立了曲柄盉和牺首尊等群舒文化的关键器型,通过器型组合、年代推断、文化因素分析等考古学方法解析了群舒文化的构成,在此基础上进而探讨了群舒文化与淮夷文化、徐文化、汶泗沂沭流域两周时期青铜文化的相互关系以及群舒文化与新发现的钟离国之间的相互关系。

铉鼎的基本形态是,长方形附耳,子母口,平盖有直裙,深腹微垂,三蹄足。一般盖中置环纽,盖周置三个矩形捉手。殷涤非以凤凰嘴所出考证所谓铉鼏之制,鼎盖上可以抽插、横穿盖纽以贯鼎耳的铜棍为铉,覆于鼎盖上的疏布巾为鼏。铉鼎的附耳、平盖、中央环钮及盖周三矩钮等形式要素对春秋中晚期以后的鼎形器影响深远。

湖北宜昌万福垴为一处大型周代聚落遗址。遗存可分为三期,年代分别为西周晚期、春秋早期、春秋中期。遗址汇聚鄂东乃至长江下游和峡江地区、长江上游的多种文化因素,同时与周文化保持有亲缘关系,呈现出多元文化因素融合的特征。

内容简介:

《群舒文化研究》根据考古发现和各地馆藏的碎片化资料的整合,通过与周边尤其是宁镇地区青铜文化的比较研究,将皖南沿江地区的周代青铜器分为西周晚期、春秋早期、春秋晚期,皖南沿江地区。青铜文化遗存年代的确立为群舒文化的深入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群舒文化研究》通过与周边地区的比较分析,认为皖南沿长江地区周代青铜文化更多接受了江淮和中原地区的影响,沿长江两岸的互动可能比我们以往认识的程度要高。过去笼统将皖南青铜文化归为吴越文化的范畴可以有新的思考,而皖南青铜文化的族群与国别版图也可以有新的认识,这对于传统的认知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

汤鼎在舒城、繁昌、铜陵、青阳有出土。汤家山汤鼎,直口广肩,扁鼓腹,双耳立于肩上。弧拱盖有直裙,盖附四只矩形钮。肩部饰一周窃曲纹。春秋中期以后,淅川下寺、寿县蔡侯墓、绍兴M306均有汤鼎出土,但形制和纹饰都有较大的变化。蔡侯墓称为“炊器”,绍兴M306自铭“汤鼎”,陈公柔依据此式鼎常与盥缶同出,定为浴器。

重庆云阳李家坝遗址清理出100余座墓葬及丰富的先秦时期遗存,其中早期遗存属于瓦渣地文化,年代为西周中晚期至春秋早中期;晚期遗存属于李家坝文化,年代为春秋晚期到战国晚期。此外,巫山大溪遗址发现一批商周时期遗存,可分为三期,其中一、二期巴文化因素浓厚,三期楚文化因素占主导地位。

  该书讨论了江淮地区群舒故地的周代遗存,界定了群舒文化的典型器物群,注重遗址和相关材料的考证和分析,并采用了科技考古的手段和方法,是目前研究群舒文化较为系统全面的一部著作,有助于深化我们对群舒文化的认知,进一步推动学术界对该问题不断探索。

尽管1959年舒城凤凰嘴和1980年九里墩舒墓的发现已向世人展现了群舒文化的风采,然毕竟是管中窥豹。由于种种原因,江淮地区青铜器的考古资料很少见诸发表,因此新出版的《江淮群舒青铜器》与《群舒文化研究》不仅展示了群舒青铜器的全貌,而且共同构筑了群舒青铜器和群舒文化研究的基础。

曲柄盉出土于六安、肥西、舒城、庐江、怀宁这一狭小区域,皖南也集中在铜陵、繁昌、南陵和芜湖这一相互连接地区。曲柄盉的基本形态是,上部为盆或钵,下部为鬲。腹设一流一鋬,流为短柱形,在两足之间,鋬为卷曲形,在一足之上。曲柄盉的形制、变化、年代、功能与命名,马今洪、张钟云、郑小炉、毛颖等都有很好的研究,名称也有甗形盉、鬲形盉和流甗的不同。六安燕山村伴出西周中期前后形制的凤纹垂腹尊和附耳圈足盘,曲柄盉的年代安排可做调整。群舒故地以外,河南信阳、湖北汉川、湖南衡阳和绍兴M306分别有零星发现。

四川境内,彭州天彭周家院子遗址发现有灰坑、灰沟、墓葬、窑炉、道路等商周至唐宋时期遗迹,其中以商周时期遗存最为丰富,对研究三星堆文化向十二桥文化演变具有重要价值。此外,郫县波罗村遗址总面积达30余万平方米,大致可分出居住区、陶器作坊区和墓葬区等功能区。汉源桃坪遗址清理多座商周时期灰坑、战国至汉初墓葬。

目录

在皖南青铜器研究的基础上,《群舒文化研究》又进一步研究了以舒城为中心的江淮周代青铜器,即群舒青铜器,研究材料包括江淮之间舒城、庐江、六安、肥西、合肥、巢湖、寿县、桐城、怀宁、潜山、望江、无为、含山、天长、凤阳等地的铜器组,通过年代的推定和文化因素的构成研究,对群舒青铜器的造型、纹饰进行了详尽的解析和诠释。

江淮地区多见龙形鋬的三足或四足匜,皖南沿江地区只见燕鋬三足匜,龙形鋬与燕尾鋬可能属于两个不同的系统。龙形鋬和扁平足受中原形制的影响大一些,燕尾鋬则可能是江南的形制。

新疆境内遗存较为丰富。泉水沟、都木都厄布得格遗址发现有青铜时代晚期遗存,对于研究欧亚草原地带距今3500年以来的文化面貌具有重要价值(《中国文物报》9月13日)。温泉呼斯塔遗址发现一处规模庞大的青铜时代早期遗址。遗址分三部分,其中一处可能是青铜时代早期城址。发现有马头骨、青铜短剑和青铜锥等遗物(《中国文物报》12月2日)。阜康西沟遗址抢救性发掘,发现青铜时代遗存2处,清理墓葬23座(《考古与文物》5期)。于田流水青铜时代墓地发掘,首次在新疆发现以单纯刻划纹陶器为主要特点的青铜时代遗存。发掘墓葬52座,分石围墓与石堆墓两类,部分墓葬有殉祭动物。

图目录 1

除青铜器外,研究还涉及群舒文化的陶器和原始青瓷器。江淮地区的典型遗址有含山大城墩、霍邱绣鞋墩和堰台、六安堰墩、安庆张四墩、枞阳汤家墩、庐江大神墩等,典型陶器为折肩鬲、曲柄盉、折腹簋、折肩盆。折肩鬲以往称之为“淮式鬲”,《群舒文化研究》集中了江淮地区出土的折肩鬲,并进行了考古类型学的研究。以折肩鬲为楔入点的分型、分式和分期研究,为江淮地区考古学文化遗存树立了年代的标尺。曲柄盉、折腹簋、折肩盆也是江淮地区最具特色的器物,以折肩鬲、曲柄盉、折腹簋、折肩盆为代表的江淮地区周代文化遗存是有别于周边地区的本地族群文化遗存,其出现至消亡的历程反映了群舒族群的兴衰历程。原始青瓷器似乎与群舒文化关系不大,而且数量不多,此不赘述。

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随着若干重点遗址的发掘,江淮地区西周春秋时期考古学文化的谱系和年代框架已初步建立。以江淮分水岭为界,可大体把群舒故地分为北部淮河流域区、南部长江流域区和东部环巢湖区。北部淮河流域区发掘的主要遗址有寿县斗鸡台和六安堰墩等,西周时期的主要器类组合鬲、罐、豆、甗、盆及其形制特征与中原地区基本相同。南部长江流域区发掘的主要遗址有庐江大神墩、潜山薛家岗、安庆张四墩等,地域特征显着,西周早期延自夏商以来的土着文化,中期开始,具有特征性的如折肩鬲、带把鬲形盉等器物多见。东部环巢湖区发掘的主要遗址有含山大城墩和滁州何郢等,陶器与中原地区的西周文化的共同点主要表现在大部分的绳纹鬲、盆、矮圈足簋、豆的形态特征,而印纹陶系罐和原始瓷豆等又与宁镇皖南吴文化分布区的特征相同。江淮地区考古学文化分区和分期体系的建立,不仅为群舒文化的探寻提供了线索,也为群舒青铜器的研究提供了参照。如,潜山薛家岗遗址商代遗存出土的带把鬲形盉,庐江大神墩西周遗址出土的带把甗形盉,它们的形制和群舒曲柄盉可谓一脉相承。

内蒙古库伦三家子遗址发掘,清理出一批以高台山文化为主体,兼有少量来自夏家店下层文化、魏营子文化因素的遗存,为研究科尔沁沙地夏至战国时期考古学文化提供了一批新资料(《边疆考古研究》19辑)。

表目录 1

以曲柄盉、牺首尊两类青铜器作为群舒文化关键器型进行的研究,是《群舒文化研究》的精华所在。曲柄盉多作甗形或鬲形,腹部设一柄一流,流为短柱形,长柄弯曲上扬,流柄之间的夹角呈90度。曲柄盉不仅流行于江淮之间,还辐射长江以南,根据研究结果认为群舒文化的分布空间可能不局限于大江以北。牺首尊也是一种造型独特的青铜器,牺首尊的分布空间大于曲柄盉,牺首尊所标志的族群文化可能较曲柄盉更为复杂,但在江淮地区和皖南沿江一带,牺首尊与曲柄盉的分布空间相重叠,应为群舒族群的文化遗存,而流行于浙赣的陶瓷牺首尊应属不同族群的文化传统,其结论也是令人信服的。

徐旭生、郭沫若等学者曾提出徐舒同源说。舒为偃姓,徐为嬴姓,同源说的主要依据是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偃、嬴,语之转耳。”但杨伯峻在《春秋左传注》禧公三年注中认为,徐为嬴姓国,舒为偃姓国。王力在《同源字典》中也阐述了近似的观点。曹锦炎将北山顶有铭铜器的“舍”字释读成“舒”,并通过同一器物并存有“舍”、“余”二字,排除了“舍”、“余”在金文中为一字的可能。至此,既有“徐人取舒”的同文见异的地上文献,又有徐、舒相互对应的地下文献,凡此二重证据法,徐舒不同源。徐舒的疆域,徐旭生主张以淮河为限,徐国在周初位于今山东的曲阜附近,春秋时位于今洪泽湖西北的泗县境内。而群舒在“淮水南,大江北,如今霍邱、寿县、六安、霍山、合肥、舒城、庐江、桐城、怀宁等县,西不过大别山山脉,东不过巢湖,这一带平坦的地带,除了六、寥、钟离各国以外,全属群舒散居处的地域”。郭沫若等认为徐国国土曾到达江南,多位学者又根据近年江西、浙江等地出土徐器勾画出徐国南迁的具体线路和经过的地点。徐国青铜器多成组且有铭文,李学勤通过对若干徐器的释读,厘清了徐国诸王世系。陈公柔对徐器的花纹和形制作了较系统的类型学研究,堪称完备。目前发现的徐国青铜器,多为春秋中晚期,造型庄重典雅,纹饰规整,铭文字体秀丽,显示出极高的铸造水平。群舒青铜器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有铭文的,时代多在西周晚期至春秋早中期。比较徐器的厚重、规整和繁缛,舒器装饰相对简朴。徐器中有大量的乐器和兵器,舒器中则较少发现。因此,以考古类型学方法为核心,通过细致的比较分析,结合古文字学等的研究成果,可以尝试徐舒青铜器的甄别研究。

2016年度有多部三代考古研究方面的论文集出版。《高明先生九秩华诞庆寿论文集》,收录论文30余篇,围绕甲骨文、金文考据和商周考古等方面展开研讨。张国硕《先秦历史与考古研究》一书,“前言”部分系统阐述作者有关夏商周考古的学术观点与学术体系;正文部分收录其相关论文46篇,重点论述先秦城市与都邑、夏商周文化、夏商周方国与封国、族群迁徙与文化传播、夏王朝存在与否、学术史等课题。《东北与北方青铜时代》,共收录论文20余篇,论题涉及东北地区青铜时代文化的遗迹、遗物、文化内涵等多方面。《后迁义遗址考古发掘报告及冀东地区考古学文化研究》,内容涉及后迁义遗址考古发掘报告以及冀东地区考古学文化研究。《先秦南洞庭——南洞庭湖古遗址发掘报告集》,收录洞庭湖南部新湖遗址等8处先秦遗址的发掘简报,时代经历汤家岗文化、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和商周时期。《“城市与文明”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是2014年上海“城市与文明学术研讨会”论文的精选,其中多篇论述涉及三代城市研究问题。

前 言 1

《群舒文化研究》还对分布于汶泗沂沭流域的两周时期青铜文化进行了比较研究,对群舒起源于鲁南、周初迁徙江淮之说通过青铜器器型、纹饰、埋葬制度等方面的研究,揭示了两地之间青铜文化的文化构成和两者之间的交流与互动。

西周春秋时期,群舒为江淮古方国中的荦荦大者,在中华文明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商周时期江淮地区与中原王朝有着长期的交流与互动,又受到周边吴、越、楚等文化的影响和覆盖,这就构成了江淮文明的多元内涵,孕育了丰富的物质文化遗产。目前周边地区楚文化、吴文化和越文化等研究成果丰硕,而江淮地区独特的群舒文化研究则相对薄弱。学界对诸如目前有多少群舒青铜器出土?共存关系好的典型资料又有哪些?典型器物的形式和变化如何?群舒青铜器的年代体系如何建立?群舒族群和文化如何迁徙和传播?徐舒器物如何甄别?群舒与中原王朝以及吴、越、楚的文化互动与交流又是如何?等等问题,都需要作出一番认真的清理和研究。群舒青铜器年代和国别体系的建立,不仅可以拓展青铜器分期分域研究的领域,还可以为江淮地区的田野考古实践、文化遗产的保护、开发和利用提供理论和内容的支撑。

在三代都城和城市研究方面,许宏《大都无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一书,对二里头到东汉时期的都城形态进行了梳理,认为中国都城形态经历汉代之前“大都无城”到汉之后“无邑不城”的转变。《中国古代都城考古发现与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分为绪论、上编、下编,其中上编是古代都城考古发现,包括“早期中国”、商、西周、东周以及秦至元时期;下编是古代都城考古研究。惠夕平《从商周都邑看早期城市功能的发展》,从人口积聚、防御、政治和社会、智慧和知识、祭祀和礼制、手工业生产几个方面,研讨商周城市的功能及其特色。

第一章 群舒文化的考古发现与研究 1

个案研究是《群舒文化研究》又一特色。研究中列举了以矿冶为中心的青铜文化和以淮河沿岸为中心的钟离国的个案研究,作为群舒文化研究的重要构成。

(作者单位:安徽大学历史系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生产及建筑技术研究方面,杜金鹏《夏商都邑水利文化遗产的考古发现及其价值》,对夏商都邑遗址发现的护城河、壕沟、暗渠、水池、井、渡槽等水利设施进行研究,认为它们具有防护城市、改善人居环境、保障生产生活的水资源供给、提升区域景观等作用。史宝琳《公元前两千纪前后中原地区的水道设施》,通过对中原地区水道建筑材料与制造技术的分析,揭示水利系统对早期城市发展所具有的重要意义。郭明《商周时期府库建筑初探》(《考古与文物》1期),认为商周时期府库建筑往往为多座,整齐排列;形状均呈狭长方形,长宽比较大,屋顶为两面坡式;其内部空间的使用规划,纵向是分隔开的,门道不在东西两侧墙壁的正中央;府库建筑群往往自成一独立建筑区域,建筑周围的遗物相对较少。王迪《中国北方地区商周时期制陶作坊研究》,首先确立考古上辨识制陶作坊的几个原则,再辨识出北方商周时期的制陶作坊,进而探讨制陶工艺、制陶禁忌与祭祀等问题。

 一 群舒文化的考古发现 1

《群舒文化研究》以枞阳的古矿冶遗址为研究重心,将汤家墩遗址与一江之隔的铜陵师姑墩进行了比较,对枞阳出土的青铜器的铸造工艺和矿料来源进行了科学分析。群舒青铜器造型独特,制作精良,因此江淮地区先进的矿冶文化可能对吴越的青铜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

(《中国文物报》2011年3月4日7版)

在礼制研究方面,赵庆淼《关于先秦的“一车驾三马”之制》,对先秦车马配驾制度进行分析,认为殷商时期基本为二马引挽一车,西周以后则以一车二马或四马的配驾方式为主,至战国时期才局部出现“驾三马”现象。杨文胜《中原地区两周随葬青铜礼乐器制度研究》,论述两周时期随葬青铜礼乐器制度的形成、发展和演变过程,阐释青铜礼乐器随葬制度与贵族身份等级制度之间的内在联系。

 二 群舒文化研究的历史回顾 14

钟离国是地处江淮之间的赢姓小国,为吴所灭。蚌埠双墩M1、凤阳卞庄M1的发现复活了历史文献中的钟离国,确立了钟离文化遗存的特征,大致勾勒出钟离文化遗存的年代序列。《群舒文化研究》将舒城九里墩、寿县蔡侯墓、邳州九女墩、固始侯古堆M1、随州曾侯乙墓等不同国别的贵族墓葬进行了比较,并通过对群舒文化与钟离文化的相互关系的研究,揭示了春秋中期至春秋晚期江淮地区逐渐“楚化”的全过程。

考古学文化形成发展与交流方面,林沄《中国考古学中“古国”“方国”“王国”的理论与方法问题》(《中原文化研究》2期),认为考古材料作为社会发展的物化表现,在认识和理解上有相当多的客观困难。应重视已有材料的片断性和残存性,努力在年代上求得一致的看法;充分估计不同自然环境、不同文化传统下大致相同的社会发展水平会有不同的物化表现;在比较不同的考古案例时应参照人类学和历史学的研究成果,逐步细化。尚友萍《“国族”与“国族文化”辨析》(《文物春秋》Z1期),对林沄《由“文化形成的滞后性”引起的新思考》中提到的“国族”与“国族文化”进行辨析,认为王立新所讨论的“文化滞后”中的“文化”是“考古学文化”,不是“王朝文化”。许宏《中国考古学界国家起源探索的心路历程与相关思考》(《中原文化研究》2期),对中国考古学界有关国家起源的探索进行分期总结与思考,提出东亚大陆国家起源两大阶段论。崔天兴《先秦时期锯齿刃石钺的考古学研究》,认为良渚文化早中期和大汶口文化早中期中锋锯齿刃石钺的设计已经基本定型;玉石钺至商周阶段均发现于大中型墓葬,可能反映商周时期的仿制和收藏的理念,因此这类器物参与文明形成阶段的阶层分化和固化过程。程玲《从横岭山墓地管窥夔纹陶时代的岭南社会》,考察夔纹陶时代岭南社会复杂化程度,并探讨早期方国社会形成之前岭南分层社会的发展状况。关福英《光泽新发现的先秦时期印纹陶器及断代》,对近年福建光泽县发现的印纹陶器进行断代研究,将其分为夏商时期、两周时期、东周时期。周志清《西南地区青铜时代墓葬随葬石范习俗管窥》,认为西南地区青铜时代随葬石范墓葬的墓主人身份可能为铸造工匠,随葬石范具有明身份、别认同功能,其文化传统可能源于欧亚草原青铜文化的“铸匠墓”习俗。李晓健、王立新《辽宁阜新代海墓地文化因素构成分析》,认为代海墓地包含有邻近的夏家店下层文化、高台山文化以及小拉哈文化的成分,但又很难将其归属于上述任何一种文化,可以视为一种地域上的过渡性遗存,称为“代海遗存”。董哲等《赤峰大山前遗址第1地点夏家店下层文化梭形石刀的使用方式》,认为梭形石刀不可能是手持使用的工具,而是装柄使用的,其断裂的位置就是装柄的位置;它也不是专门从事谷物收割的工具,而可能是一种具有多种用途的日用工具。赵少军《太子河流域青铜时代石构墓葬初探》,对辽东地区太子河流域青铜时代石构墓葬的渊源及与相邻地区石构墓葬关系进行探讨,揭示石构墓葬发生和发展过程中受到多元文化因素影响,并同时对外施加影响的互动过程。

第二章 皖南沿长江地区周代铜器的序列 21

笔者从未系统研究过群舒文化,仅在吴越文化研究的过程中略有涉猎。捧读再三,不禁为《群舒文化研究》中精辟论断所折服。因此,笔者乐意向研究长江流域青铜文化的诸君推荐此书。群舒生存在吴楚争霸的地理空间,群舒文化研究成果可能远远超越群舒文化自身,群舒文化的研究对于楚文化、吴越文化乃至长江流域两周文化的研究,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

有关商周国别族属及地望的探讨,孔华、杜勇《国地望新探》(《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1期),认为商末周初族的封地距周初的燕国不远;两周之际,国为避戎祸将都邑迁徙到山东黄县一带,而非莒县北部。赵炳清《略论巴人早期的历史与地望》,认为巴人是古东夷族西迁鄂西北融合当地土著居民而形成的,夏及商前期活动在豫西南鄂西北的丹阳地区;商代中晚期西迁至汉水上游地区,形成宝山文化;商周之际北迁至宝鸡,建立国,并参与武王伐纣;武王建立姬姓巴国。

 一 西周晚期铜器 24

(《群舒文化研究》,张爱冰等着,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5月出版,定价98元)

有关三代生业研究方面,尤悦、吕鹏等《新疆地区家养绵羊的出现及早期利用》,判断出石人子沟遗址出土的绵羊是家养动物,并认为新疆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家养绵羊开发利用的方式主要有获取肉食资源和羊毛、获取羊皮和羊奶、用羊祭祀随葬和用羊骨制作骨器等。袁靖《新石器时代至先秦时期东北地区的生业初探》,将先秦东北地区的生业分为南、北两个部分,认为北部地区新石器时代主要是采集和渔猎,青铜时代种植农作物和饲养家畜的比重逐渐增加;南部地区至少从距今8000年前开始出现少量农作物,可能也开始饲养家畜。武庄、袁靖等《中国新石器时代至先秦时期遗址出土家犬的动物考古学研究》,认为新石器时代中期前北方地区在推广驯化家犬方面快于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南北方地区在驯化家犬进程上的差异基本消失,饲养家犬成为各地区人群的日常行为。刘丁辉《论新石器时代到汉代狗在人类社会中的角色演变》,认为新石器时代狗的角色为“工具化”,夏商西周时期为“宗教化”,而春秋至两汉时期则为“实用化”。

 二 春秋早期铜器 39

二夏代考古研究

 三 春秋晚期铜器 46

相关考古发掘报告和论文集的出版、二里头文化及夏代都城研究是2016年度夏代考古研究的重点。

第三章 两种关键器形的再认识 51

考古材料方面,《酒泉干骨崖》一书,全面介绍甘肃酒泉干骨崖墓地的发掘和收获。通过对出土陶器、石器、铜器、骨器和装饰品的研究,对墓地进行分期,并深入探讨四坝文化的文化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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