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的青铜时代与古代文明,见《21世纪中国

  2017年10月25~30日,社科院考古所学者施劲松研究员应哥本哈根大学邀请,赴丹麦参加“十字路口的考古学:地区相遇的全球叙述”国际学术研讨会。该研讨会的议题主要为欧洲考古学与世界考古学。与会代表为来自欧洲、美洲、非洲等国的考古学家以及丹麦本国学者,共计100余人。施劲松是会议邀请的唯一一名亚洲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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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9月12~16日,应荷兰科学研究组织(Netherlands Organisation for Scientific Research)邀请,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文学研究所、考古研究所和国际合作局组成的8人代表团赴荷兰莱顿大学进行学术访问并参加“多元视角下的古代中国”学术研讨会(CASS-NOW Workshop on ‘Perspectives on Ancient China’ )。社科院考古所学者施劲松研究员应邀参加。

2008年9月7—9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厅、中共鄂尔多斯市市委、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中共鄂尔多斯市文化局、鄂尔多斯青铜器博物馆承办的“鄂尔多斯青铜器国际学术研讨会”在鄂尔多斯市胜利召开。国家文物局文保司司长柴小明在开幕式上做了讲话。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副所长白云翔在开幕辞中说道“科学研究无止境。鄂尔多斯青铜器的研究,已经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而今后的道路更长。尤其是鄂尔多斯青铜器这样的国际性课题,既要首先深入扎实地开展田野考古工作以及考古资料的整理和研究,同时也要以各种形式开展广泛的学术交流和研讨,以不断深化鄂尔多斯青铜器和北方草原游牧文化形成发展的研究。这也正是举办这次国际学术研讨会的意义之所在”。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厅厅长王志诚在开幕辞中说:共同研究鄂尔多斯青铜文化的艺术特点、文化渊源和文物历史价值,同时也对欧亚草原地区各种有特色的古代青铜文化进行综合对比与研究。这对于加强国际合作,促进学术交流,对于推动欧亚草原地区古代青铜文明的研究,具有十分深远的意义。中共鄂尔多斯市副市长包崇明致欢迎辞和开幕辞。本次大会共收到国内外与会代表的论文四十余篇,正式与会的代表达到六十余人。 这次学术研讨会,是围绕着鄂尔多斯青铜器、北方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北方草原青铜文明与中原青铜文明的关系、欧亚“草原丝绸之路”等四个大的议题进行的。关于鄂尔多斯青铜器,十多位代表们的发言涉及到有关的新发现、有角神兽牌饰、云纹牌饰、带饰、带扣、腰带饰品,铜器的合金成分、铜器的用途,陕北地区发现的鄂尔多斯青铜器等。关于北方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考古学文化,有十多位学者就内蒙古中南部的青铜时代-早期铁器时代文化、玉皇庙文化、辽河流域的北方式青铜器、东北亚地区的几何纹铜镜、青铜短剑的用途和性质、夏家店上层文化的青铜器、夏家店上层文化中的铜盔、赤峰三座店夏家店下层文化城址、大甸子墓地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彩绘陶纹样、鄂尔多斯的鲜卑遗存、北方青铜文化墓葬中的动物殉牲、北方草原地带的早期铁器进行了讨论。关于北方草原青铜文明与中原青铜文明以及同中国南方古代文化的联系,代表们通过朱开沟的青铜武器、带铃铜器、毛庆沟和饮牛沟墓地、河套地区先秦时期的移民、云南青铜器中的北方草原文化因素、秦地域内新发现的动物纹装饰器物等进行了探讨。关于欧亚草原古代文化及“草原丝绸之路”的问题,代表们从有角神兽牌饰、游牧民和农耕民铜器的联系、塞吉玛-图尔比诺类型、欧亚草原的非金属牌饰、阿鲁柴登金冠、卡拉苏克式铜短剑、匈奴文化遗存、匈奴贵族墓葬以及墓葬中的外来文化因素、青海东北部地区草原文化风格的文化遗存、欧亚草原的早期东西文化交流、蒙古国新发现的早期游牧民文化遗存、蒙古国阿尔泰地区古代墓葬等不同侧面进行了探讨。此外,还有学者就古代游牧文化的聚落考古、新出土的汉代匈奴官印、新疆博格达山冰川的史前岩画、新疆喀什的喀喇汉王陵、鄂托克旗凤凰山1号汉代壁画墓等作了发言。通过发言和讨论,大家交流了最新的信息,展示了最新的研究成果,深化了我们对鄂尔多斯青铜器和北方草原青铜文化的认识,深化了鄂尔多斯青铜文化在北方草原游牧文化乃至整个中华古代文明形成和发展中地位和作用的认识,深化了鄂尔多斯高原在欧亚草原古代文化交流中的桥梁作用。同时,也提出了一些新的问题,为今后进一步深入开展鄂尔多斯青铜器和北方草原青铜文化得到许多有益的启示。 代表们在短短两天的会期中,围绕鄂尔多斯青铜器及其相关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白云翔副所长在大会的闭幕辞给予本次大会高度的肯定和评价:本次大会内容很充实,学术气氛很浓厚,效果很好,收获很大;随后他谈了四点体会:第一,新资料的收集和整理,尤其是广泛深入地开展田野考古调查和发掘及其资料的科学整理,是进一步深化鄂尔多斯青铜器研究的基础。第二,个案研究和基础研究,仍然是鄂尔多斯青铜器研究的一个长期的任务,在此基础之上的综合研究将成为学术研究的重点。第三,鄂尔多斯青铜器的研究的深化,需要在考古学文化的研究中实现。第四,鄂尔多斯青铜器研究的不断推进,需要在广阔的视野下进行。这种视野,既包括空间的视野,也包括时间的视野,更包括多学科知识的视野。这次研讨会的召开,无论是从研究问题、提出问题上讲,还是从今后发展的启示上讲,对于鄂尔多斯青铜器和北方草原青铜文化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开展,都将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这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希望大家今后进一步加强合作和交流,共同推进考古事业的不断发展。

2013年08月16日 18:09 中国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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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劲松,男,汉族。1968年7月出生于云南省昭通市。1986年考入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1993年毕业并获历史学硕士学位。1993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考古系,1996年毕业并获历史学博士学位。 1996年至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考古编辑室工作, 1998年任《考古》编辑部主任,1999年任编辑室副主任,1999~2000年在丹麦哥本哈根大学考古系进行学术访问,2001年主持编辑室日常工作,2003年任《考古》副主编,2005年任编辑室主任、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考古系教授,2007年任考古杂志社社长。 研究方向为商周考古学与商周青铜器,主要研究领域为长江流域的青铜器与青铜文化。 主要论著 商周考古学 1、《蜀文化中的楚文化因素》,见《三星堆与巴蜀文化》,巴蜀书社,1993年 2、《关于四川牟托一号石棺墓及器物坑的两个问题》,《考古》1996年第5期 3、《中原与南方在中国青铜文化统一体中的互动关系》,见《长江流域青铜文化研究》,科学出版社,2002年 4、《差异、视角与商代考古学》,见《21世纪中国考古学与世界考古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 5、《中国考古学•两周卷》 第四章《江南地区的西周文化》,第十二章之《巴蜀文化》、《云南地区的青铜文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 6、《三星堆器物坑的再审视》,《考古学报》2004年第2期 7、《船棺葬、早期铜鼓和不对称形铜钺》,见《新世纪的中国考古学——王仲殊先生八十华诞纪念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05年 8、《从新干大墓看长江中游的青铜文明》,见《商代江南——江西新干大洋洲出土文物辑粹》,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 9、《吴城遗址与商代江南》,见《探古求原——考古杂志社成立十周年纪念学术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 10、《南方地区东周时期的多棺合葬墓》,《考古学集刊》第18集,2010年7月 11、《金沙遗址出土石雕人像身份辨析》,《文物》2010年第9期 12、《从“太阳神鸟”到“太阳马车”》,见《纪念徐中舒先生诞辰10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巴蜀书社,2010年12月 13、Style and belief: A Study of the discovery of Sanxingdui,Bronze Age China: Style and Materil, Cambridge Scholars Publishing(《中国青铜时代》第129-185页,剑桥学人出版社),2010年 14、《金沙遗址祭祀区出土遗物研究》,《考古学报》2011年第2期 15、《三星堆启示录》,《南方民族考古》第8集,2011年5月 商周青铜器 1、《长江流域青铜器研究》,专著,文物出版社,2003年 2、《我国南方出土铜铙及甬钟研究》,《考古》1997年第10期 3、《论带虎食人母题的商周青铜器》,《考古》1998年第3期 4、《论我国南方出土的商代青铜大口尊》,《文物》1998年第10期 5、《论四川出土的商代西周青铜礼器》,见《四川大学考古专业创建三十五周年纪念文集》,四川大学出版社,1998年 6、《我国南方出土的带铭文青铜礼器及其认识》,《考古与文物》,1999年第2期 7、《南方青铜器的年代判定与文化滞后论》,见《三代文明研究》,科学出版社,1999年 8、《关于南方青铜器断代研究的几点思考》,见《四川大学考古专业创建四十周年暨冯汉骥教授百年诞辰纪念论文集》,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年 9、《对湖南望城高砂脊出土青铜器的再认识》,《考古》2002年第12期 10、《湘江流域出土的商代青铜器》,《湖南省博物馆馆刊》第五辑,2009年4月 其他 1、《读〈新干商代大墓〉——兼谈对新干商墓的再认识》,《考古》1998年第9期 2、《读〈吴越地区青铜文化论集〉》,《考古》1999年第3期 3、《国家起源的进程与理论模式——读〈中国早期国家的形成〉》,《考古》2005年第9期 4、《从铁器中阅读历史——读〈先秦两汉铁器的考古学研究〉》,《文物》2007年第2期 5、Archaeology in China,Acta Archaeology, V0l. 72:2-2001, Copenhagen,2001(《考古学在中国》,《考古学报》第72卷,2001年,哥本哈根) 6、《考古学视野中的传统与现代化》,《现代化研究》第34卷,2003年 7、《成都平原的文明起源问题》,《中华文化论坛》2005年第4期 8、《历史图景、公众考古学及其他》,《中国历史文物》2006年第5期 9、《多维视野中的巴蜀考古》,《四川文物》2010年第3期;又见《童心求真集》,科学出版社,2010年 10、《从利玛窦看中西文化交流》,《南方文物》2010年第3期

 

说起青铜时代,使我们立即联想到古代文明。确实,众多曾经辉煌繁盛的古代文明,包括古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古希腊等,就其物质文化的发展阶段来说,都处于青铜时代范围。中国的古代文明也是这样。无怪乎一些著名历史学家、考古学家把他们论说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著作冠名为“青铜时代”,例如郭沫若先生的《青铜时代》、张光直先生的《中国青铜时代》。不过,关于中国的青铜时代与古代文明,还有不少问题,这里只举出几点。

“十字路口的考古学:地区相遇的全球叙述”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丹麦举行

  9月13日,中荷两国学者举行学术研讨会,研讨内容广泛,主要涉及考古学、历史学和文学。双方学者演讲的内容涉及中国大陆域外汉籍的整理与研究、中国青铜文明、中国早期文献的文本传承与战国诸子思想、《尚书大传》的政治表达与思想背景、以《汉书》为代表的中国古史建构中所体现的知识与权力、辽代的城市景观与政治、明代思想中的核心观念、明代的官绘地图、17世纪荷兰与中国的文化交流、20世纪上半叶抚顺煤矿的土地与劳动力变迁等。围绕讲演内容,与会学者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与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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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人类物质文化的发展进程划分为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这种所谓“三时代说”,是19世纪初丹麦国家博物馆馆长汤姆森奠立的。他当时把馆藏的古代工具、兵器等文物,按照这三个时代分别整理陈列起来。尽管后来有人指出这一类观念在很早时候便出现过(例如中国汉代的《越绝书》),但汤姆森的学说仍是影响深远的创见,而且成为现代考古学发端时期的一件大事。

  会议日程包括三天大会和一天调研。

施劲松研究员在“多元视角下的古代中国”学术研讨会上演讲

随着考古学的不断进展,“三时代说”得到了补充和修正,比如石器时代被细分为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学者们发现,从新石器时代发展到青铜时代,决非一蹴可几,而是要经过相当长久的时间。在成熟的青铜器工艺出现之前,铜器还不可能较大规模地取代石器。这样的过渡时期,被称作铜石并用时代。具体到中国而言,早在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已有零星的铜器(甚至有个别的青铜器)。到龙山文化及与之年代相当的若干文化,发现的铜器已多,材质有红铜、砷铜、黄铜、青铜,工艺有锻造、铸造。一般认为,这肯定属于铜石并用年代。

    

 

这里可以提出一个问题:既然铜石并用时代是青铜时代的前行阶段,而古代文明的发展是与青铜时代平行对应的,那么,文明的起源是不是应该到铜石并用时代去寻找?在人类历史上是有这样的实例的,那就是古埃及。例如,有的古埃及著作认为:“埃及文明是奠基在铜石并用文化的生产力的基础上,在早王朝时代和古王国时代,手工业生产仍然离不开铜器和石器这些基本的生产资料和水平。”埃及的早王朝时代,即第一、第二王朝,为公元前3150—前2700年;古王国时代,即第三至第六王朝,为公元前2700年—前22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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