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是袁世凯练的兵,严修与张伯苓共同教育事业

修与袁世凯订交,始于戊戌维新。此前,严修在贵州学政任上,上奏建议开经济特科。孰料,这个提议得罪了自己的座师徐桐。在百日维新那一年,严修贵州学政任满,回到北京,徐桐在自家门房贴上一个字条,上面写着:严修非吾门生,嗣后来见,不得入报。那个年月,师生关系非同小可,严修卸任回京,非拜见老师不可,结果不仅吃了闭门羹,还被逐出门墙。

北洋大时代的生存智慧(一百五十七):朋友万千,知己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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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 愧已晚:袁世凯后悔不听挚友言 袁世凯称帝过程中,两位老友严修和张一麐却对复辟帝制明确表示反对,他们一再劝阻袁世凯不要走上这条绝路,但袁世凯终究未曾醒悟。 严修是天津人,进士出身,他原本是贵州学政,袁世凯在直隶办新政的时候将他延请为直隶学校司督办,将直隶境内的学校教育改革搞得有声有色。1905年,在袁世凯的举荐下,严修升任学部侍郎,在全国推广“废科举、办新学”的教育改革运动。袁世凯被罢官的时候,严修公开站出来为袁世凯上折鸣不平,而且是亲自到车站送袁世凯回乡的少数几个人之一。为此,严修也被清廷罢官,两人可谓是患难之交。 袁世凯复出后,几次请严修出任教育总长之职,其中当然也不乏报答老友之意。但此时的严修已经绝意仕途,他一心一意从事教育(南开中学、南开大学均为严修创办),就连袁世凯的几个儿子如袁克定、袁克文也与严修有师生之谊。在听说袁世凯要复辟帝制后,严修急忙从天津赶到北京,而袁世凯听说老友来了,他也立即停下手里的工作接待严修。 严修见了袁世凯后也不客气,他开门见山地对袁世凯说:“我听说大总统受杨度等人的撮弄蛊惑,要变更国体,改行帝制,心里十分着急。杨度这个人一向阴险狡诈,为了自己的发达而不择手段,大总统一定要小心此人。如今共和思潮已经深入人心,倘若逆历史潮流而动,必将天下大乱,后果不堪设想。大总统你想,历朝历代的帝王家有什么好下场?你何苦要去做什么皇帝呢?你别看现在外面搞请愿、搞选举,闹得乱哄哄的,可大总统对外面的事情真相,知道多少呢?” 见袁世凯还没有醒悟,严修有些激动起来:“大总统!现在的局面危险万状,你要不及时刹车回头的话,我真是为你担心,为克定和袁氏家族担心哪!”听到这里,袁世凯才频频点头,似有触动。但严修走后,袁世凯又故态复萌。 曾在经济特科复试中获得一等第二名的张一麐也跟随袁世凯多年,并深得袁世凯的信任。在袁世凯进京担任军机大臣并参与新政立宪事宜的时候,张一麐成为袁世凯最得力的助手,几乎是形影不离。袁世凯一出山,便立即把张一麐调到身边,后来任命他为机要局局长,所有重大事件的策划都少不了张一麐的身影,而机密文件也大都是由张一麐来起草和保存。 作为袁世凯的心腹亲信,张一麐对帝制运动的猖狂感到忧心忡忡。一天,张一麐终于抓住机会向袁世凯进谏:“大总统,在辛亥革命的时候,我曾经劝你自立为帝,取代清廷,但那时你没有答应。如今时机已失,民心已定,绝不可改弦更张,重蹈覆辙啊!如果你现在非要冒天下之大不韪而帝制自为,恐怕真的要大祸临头呢!” 袁世凯听张一麐说得这么认真,便敷衍他说:“这都是外面的传闻,复辟帝制是没有的事,请仲仁放心!”张一麐听后很高兴,出去后逢人便说袁总统无称帝之意,为袁世凯辟谣。袁克定和杨度等人听到后,气得直牙痒痒,后来终于想方设法将他改任为教育总长,目的就是要把张一麐从袁世凯的身边调开。 在北洋系的武将中,段祺瑞是唯一公开反对帝制的。在辛亥革命中,段祺瑞在袁世凯的授意下联合北洋将领发电报逼宫,为袁世凯拿下江山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他也自认为是促成共和的有功之臣。等到“二次革命”后,帝制派的活动日益露头,段祺瑞看袁世凯也真是有点想当皇帝,这下可把老段气坏了。 在民国建立后,段祺瑞继续受到袁世凯的重用。尽管当时内阁总理像走马灯一样地更换,但段祺瑞担任的陆军总长却一直岿然不动。在“二次革命”的时候,段祺瑞还亲自代理国务总理,组织战时内阁并一举击败南方革命党人。 中国有句古话说得好:“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在袁世凯巩固了自己的势力后,他发现段祺瑞在北洋军中也已经自成一派,而且段祺瑞为人刚愎自用,很多事情不向袁世凯请示便自行决定,提拔的军官也大多是自己的学生部属。长此以往,恐有军权旁落的危险。 1901年,在段祺瑞的原配夫人去世后,袁世凯为了笼络这位干将,将自己视同己出的义女张佩蘅介绍给段祺瑞作续弦,两家女眷来往非常密切,袁世凯的子女有时候也叫段祺瑞姐夫。但在民国以后,段祺瑞与“太子”袁克定的关系一直不和,他对于袁克定试图插手军队的企图十分反感,而袁克定则利用各种机会在袁世凯的面前诋毁段祺瑞“擅权”、“图谋自立”等。时间久了,袁世凯终于起了疑心,后来便设立了陆海军大元帅统帅办事处,委派其侍从武官荫昌、陆军总长段祺瑞、海军总长刘冠雄、海军司令萨镇冰、参谋次长陈宦等人为办事员,并请出王士珍出来主持常务,一切军政要务均需报袁世凯定夺。 段祺瑞也是个聪明人,他知道袁世凯这是在有意削夺自己的兵权,于是他就干脆找各种借口不参加统帅办事处的会议,对于陆军部的事务也多交给次长徐树铮处理。有一次,袁世凯将段祺瑞召至总统府查问一件公事,段祺瑞不太清楚,说还要到部里去查一下。袁世凯很生气,说:“你们部里的呈文都上来了,你还去部里查什么呢?” 原来,段祺瑞根本就没有处理过这事,而呈文也是次长代他签名送上去的。由此,袁世凯见人就大发牢骚:“你看看,我们北洋的人都成了什么样子!芝泉不到部里去办公,华甫身为地方大员,每天睡到中午十二点才起床!这像什么样子!” 在一些重大问题上,袁世凯与段祺瑞也产生了尖锐的矛盾,比如袁世凯对陆军次长徐树铮非常反感(此人有才,但人缘极差,比段祺瑞的脾气还要大),几次想把他调走,但段祺瑞一直袒护徐树铮,并声称:“要撤徐树铮的职也可以,那就将我也一起撤了!” 由于段祺瑞经常称病,袁世凯也就顺势让他养病休息,改由王士珍代理了陆军总长一职。袁世凯称帝前,段祺瑞曾召集心腹徐树铮、曾毓隽等人,十分悲愤地说:“项城看来真是要做皇帝了,无可救药啊!想当年,我领衔诸位将领发拥护共和之通电,如今我要是拥项城为帝的话,我在国人眼中还算人吗?试问二十四史,还能找出我这样的人物吗?所以无论公与私,我都宁死也不参与帝制,我打算归隐山林,决不多发一言。” 不过话说回来,像段祺瑞这等人物,本就是中华民国的开国元勋,倘若按照民国政治的运作,他是完全有机会接袁世凯班的。如今袁世凯要搞“家天下”,断了段祺瑞等人做国家元首的念想不说,如今还要做袁家特别是那个袁克定的臣属,这就是降志辱身,令人难以容忍了。不过,段祺瑞毕竟跟了袁世凯这么多年,他当时并无反袁之心,不过以消极怠工加以杯葛,而袁世凯还是领着帝制的战车不断前冲,最后一哄而散,悔之晚矣。 “开弓没有回头箭”,世界上终究没有后悔药可吃。在后来取消帝制的当天晚上,袁世凯把张一麐找来谈话,极其悔恨地说:“我当时没有听你和范孙的话,现在想来真是又悔又愧啊!范孙跟随我多年,从来没有跟我提起过什么官阶升迁;你在我的幕府中也有十几年了,也是从来没有提过什么个人要求。可见那些淡泊荣华富贵、功名利禄的人是多么的可贵,这才是真正的国士啊!那些曾经推戴我的人,难道他们真的是为国为民吗?他们今天推戴我为皇帝,明天就可能反对帝制,这种人真是比比皆是哪!总之,我办事情的时候多,读书的时候少,这也是咎由自取,怪不得别人。” 最后,袁世凯沉痛地说:“只是误我事小,误国事大,当国者不能不引以为戒啊!” 李商隐有诗云,“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苍天明月,故园秋风,想必老袁亦是愧悔自知,然往事不可追,虽悔何益? 二陈汤:一剂催命剂要了袁世凯的命 袁世凯帝制失败后,曾有人用这样一句话来归纳其迅速败亡的原因,这就是“起病六君子,送命二陈汤”。 在中医里,“六君子”指的是“人参、甘草、白茯苓、白术、陈皮、半夏”这六味中药,但这里是暗指帝制运动中筹安会的杨度、孙额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六人;“二陈汤”原本是指中药半夏和橘红,在这里却是在洪宪帝制后期陆续宣布独立的陕西镇守使陈树藩、四川将军陈宦和湖南将军汤芗铭这三人。

编者按:今年是南开大学百年校庆之年,1919年南开“校父”严修与老校长张伯苓共同建立南开大学。1929年3月严修先生病逝,享年69岁,今年也是严修先生逝世90周年,我们特刊发《严修与张伯苓共同教育事业的开创》一文,缅怀这位南开校父。希望当代南开人传承发扬南开先贤之精神,在新时代爱国报国,为南开新百年做出更大贡献!

不过,在老师那里吃了瘪的严修,受徐世昌之邀,去小站参观新军,却结识了一个新朋友,这个朋友就是袁世凯。袁世凯在小站练兵,实在是令人耳目一新。不止是洋操练得好,步伐齐整,关键是训练扎实,从严,从实。而且一扫旧军的积习,不克扣军饷,从兵到官,精神面貌和体质都很棒。这样的军容风貌,在当时中国任何一支军队里都是看不到的。可以说,不是袁世凯这个人,而是袁世凯练的兵,打动了严修,从此,两人结下莫逆之交,至死不渝。

袁世凯在少年时代就是一个大有抱负之人,一句“大野龙方蛰,中原鹿正肥”足以见其气概。从弃文从武到投靠李鸿章的淮军,再到后来平定半岛之乱,经略清朝门户,立威于外。再到后来小站练兵,打造出睥睨天下的六镇北洋精兵,成为晚清举足轻重的庙堂权臣之一,但是又因为功高震主,尾大不掉的袁世凯又被解除官职,差点丢了脑袋。在武昌起义之后,又被重新启用,借势而起,一番上下其手,逼迫清廷逊位,登上北洋大总统之位,然而后来又走上复辟称帝的不归路,最终众叛亲离,潦倒而终。

古语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这话是很有道理的。人的这辈子,总会碰上些好坏事。好的尚可,坏的就麻烦。幸运的是,我们身边总有亲人和朋友在,会尽可能的帮助咱们脱离坏事。当然,很多坏事是具有非常强烈的隐蔽性,有的甚至是糖衣炮弹。在他面前,很多人难以招架,不管布衣,还是达官贵人,即便面对善意的提醒或者帮助,都会置之不理,还会抱怨多管闲事,然后义无反顾的朝坑里跳。待到伤痕累累,亦或生命即将终结时方明白。可是,所有的所有已经晚了。

严修与张伯苓共同教育事业的开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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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要讲述的是袁世凯和严修的故事。袁世凯无需多言,那是名声在外。严修呢,有的人不知道。但提起南开大学,估计很多人久仰其名。严修就是这所学校的创始人,被誉为“南开校父”。严修,字范孙,号梦扶,别号偍屚生。严修出生在清朝末期,先后考取秀才,进士。说起秀才,给人印象多是迂腐,穷酸,干不成什么大事,徒留笑柄。但这些在严修身上没有丝毫的呈现。相反,他的思想非常开明,不同于那些封建官吏,积极倡导新式教育。他官至翰林院,担任学部侍郎,掌管全国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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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袁世凯的这一生,以练兵统军成名,从无名小卒到名扬天下;在庙堂斗争中失势,从朝廷大员到村野匹夫;最终以权术狡黠取天下,烜赫一时却又身败名裂。他的一生大起大落,结交的人众多,上至皇亲国戚,下至名臣、士绅、流痞等各行各业之人,可是要说到真正的朋友,大概也就一个严修而已。作为名副其实的进士出身,严修颇有才学,清正且有操守。他和袁世凯的交情是从两个人相似的庙堂理想开始的。他们都是当时维新派的支持者,在国弱民难之时,主张向西方学习,改革求变。袁世凯在小站练兵从军事上改革,严修上疏奏请废除科举、请求开设特科,在文化教育领域改革,最终在袁世凯领衔,张之洞等名臣联名的推动下,严修的这些抱负都付诸实践,两人在清廷庙堂之上的相互成就,可以说是相得益彰

为此,他曾奏请光绪帝开设“经济特科”,想借机借改革清朝科举制度。本来是好事,却不曾想到,他的老师徐桐对此极力反对。徐桐当时是理派大臣,可谓顽固保守,对西方这个词深恶痛绝。对戊戌变法更是严重的抵触,倒是受老佛爷慈禧的喜爱。现在,哪壶不开提哪壶,学生也不行。因此,严修从贵州任职回京时,他得知这个消息,直接在家门口贴个公示:严修非吾门生,嗣后来见,不得入报。严修不顾这点,坚持要拜见老师。谁知,徐桐铁了心的拒绝,还公然中断师生关系。

南开系列学校是严修、张伯苓两位先生教育事业的不朽丰碑,然而创立南开并不是他们合作的起点。从1898年严修聘请张伯苓担任家塾教师,到1904年私立中学堂建立,中间经过6年时间。这6年,既是世纪交替之际,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空前的大变革时期,其间许多争论、冲突的焦点都是围绕教育、学术与文化展开的。6年中,新学制建立,新学校逐渐取代旧科举,中国社会也随之发生巨变。多年以后,张伯苓把这6年称为“南开的胚胎期”,其实孕育的岂止南开。考察严修与张伯苓这一时期的教育活动,对了解中国近代教育史,乃至整个中国近代历史,都具有启发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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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后,袁世凯的人生遭遇最大危机,光绪死后掌舵大清的摄政王载沣当权,不仅罢黜了袁世凯,而且当时满城风雨,都在传言载沣还想斩草除根,杀掉袁世凯。袁世凯曾经的盟友们莫不噤声,选择明哲保身的人太多,只有严修不顾生命危险,上奏替袁世凯求情,并且陈明利弊,据理力争,不卑不亢,完全是一副士为知己者死的从容与决绝,袁世凯最终在各方的角力之下,总算保住了一条命。

这下,严修没辙了。郁闷的时候,他受徐世昌邀请,去看袁世凯操练新军。这徐世昌兄弟当年进京赶考缺少盘缠,曾得以袁世凯资助,功成名就后,彼此也就成为了好朋友。徐世昌的成绩也非常优秀,却始终未得以入翰林院,因为当时的大学士李鸿藻不看好他。徐世昌并不计较,反而向李鸿藻推荐袁世凯,通过这层关系,袁世凯最终为李鸿章所常识,特意向朝廷推荐他督练新军,这个举动成为袁世凯发展的起点,以至于后来有举世闻名的大动作,同时也成为徐世昌仕途中走向发达的转折点。

南开学校发祥地——严氏私塾严宅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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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袁世凯操练新军,制度是非常严格的,绝对有治军的范,深受严修的认可。就这样,两人开始交往,还成为了好友。新政开始后,袁世凯也在朝中站稳脚跟,也极力推荐严修大刀阔斧的进行教育改革。好事多磨,众人努力下,经济特科算是正式运营,也成立了教育部。可惜好景不长,摄政王载沣上台后,风向突转。首先罢免了袁世凯的官职,给他了个莫须有的“足疾”,让其回家颐养天年。严修为此很愤怒,不仅公开上书抗议,最后干脆辞职回家。他决定不再涉及政务,把全部的身心投入到民间教育。

可当袁世凯成为北洋王朝的掌舵人之后,安排严修掌管北洋钱袋子这样的肥缺,他推辞不就,接着安排严修做教育总长,他反而推举了认为比自己更合适的蔡元培,严修就是这样一样有原则的人,他私底下和袁世凯仍是极要好的朋友,经常去拜会袁世凯,关于家国天下,两人一谈就是好久,而且袁世凯还把自己的儿子交给严修教育,足以体现对严修的信任。

辛亥革命爆发后,大清王朝终于垮塌,不复存在。为了维护最后的机会,朝廷重新启用袁世凯。得到内阁总理的职务,袁世凯就赶紧找严修,希望他也再次出山。可是,不管袁世凯怎么说,给多少利润,给多大的官职,严修都很委婉的拒绝。不过,严修是个很讲究的人,他不做官,但对朋友的情谊丝毫不忘。他先后带袁世凯的儿子出国历练留学,增长他们的见识,丰富阅历,以便他们尽快有所建树,成为国家的栋梁。足见其对朋友的诚挚,用心更可谓良苦。

严、张初识于1898年冬。初看起来,他们是很不相同的两类人。在年龄上,他们几乎是两代人,张伯苓比严修小16岁,比其长子只大3岁。同时,严修出身盐业世家,家境殷实,而张伯苓出生时家道已然中落。他之所以上水师学堂,与免学费管吃住、每月还有津贴有很大关系。最重要的是,严修旧学深湛,进士出身,是天津有名的严翰林。而张伯苓水师学堂毕业生的身份,在当时社会并不被视为正途。他的老师、北洋水师学堂总办严复就因为没有科举出身,抱恨不已。也正因为此,洋务运动中天津虽已建有讲授西学的学堂,但与本地士绅却很少发生联系。一个翰林选择军校的毕业生当塾师,培养自己的子侄,这在当时绝无仅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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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张能够合作,与严修经世致用的志向是分不开的。1898年初,严修刚刚结束了贵州学政之任。督学的3年期间,他对科举之弊有了深刻的认识,力求变革。他创办书局,革新书院,鼓励士子学兼中西、研习时务。特别是在任末,他下定决心上奏折请求改革科举,开专科考选经世致用的人才。当时全国维新变法呼声甚高,严修的建议切实可行,获得清廷采纳。经济特科的开设被梁启超称为戊戌新政“最初之起点”。严修由此名满士林。但同时他也获罪于守旧大臣。他的座师兼上司、大学士徐桐张榜于家门,宣布与他断绝师生关系。严修被迫请长假回家。不久,百日维新正式开启而又迅速失败。重掌朝政的慈禧太后下懿旨:“经济特科易滋流弊,并着即行停罢。”严修的苦心设计尚未来得及施行,便即付诸东流。育才兴国的理想遇到挫折,抱负无法施展,他感到英雄无用武之地,不禁写下“世间无所用斯人”的诗句。此时的他只得将精力转回“修身齐家”。

​最终,袁世凯要称帝,身边的人都怂恿,想跟着沾点儿光,也算个功臣。严修则竭力劝说袁世凯不要逆势而为,否则只能自取灭亡。袁世凯当面对他不置可否,结果众叛亲离,不得不宣布退位,忧愤而死,在当时一片对袁世凯的唾弃声中,严修亲自给袁世凯扶灵,这大概就是所谓真朋友,因为志趣相投,你落难,我不顾性命、不遗余力地保全你;你发达,我不贪慕你的显赫、作威作福;你有错误,我真心实意地规劝你;你被天下唾弃,在我心中仍然懂得你的苦衷,这样的朋友,一生能有一人亦足矣。

袁世凯决定复辟时,严修也是不同意。考虑许久,他给时任总统府机要局张一麐局长写了封信。这个张一麐局长也是不赞同帝制的。严修在信中说,从世界格局来看,帝制存活很难。作为朋友,他力劝袁世凯,如果不复辟帝制,他算得上个伟人,如果复辟,内对不起自己的本意,外对不起国民。对大清前朝没法交代,也不能面对千秋万代。他还强调,国家亡与不亡,在于政治之进退,宪法之优劣,人才之消长。你现在这样做,是“欲以无信立国,而以无耻导人。金钱炫其前,铁钺劫其后;誓词等于谐谈,明令视如诳语。”

长期以来有种模糊的说法,认为聘请张伯苓是严氏家塾的开端,其实并不准确。严家一直以来注重子女教育,仅以严修在家设馆、聘师教子而言,是始于他进京任翰林编修的转年。第一位教师为陈璋,而后又请陶喆甡、赵士琛、赵元礼等任教。严修对塾师的选择是有自己考虑的,陈、陶两位是天津士人中较早讲求“西学”者,严修自己就常与他们研讨切磋。使黔期间,严修把家眷留在北京,并嘱陶氏进行算学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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